乡村里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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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在拍摄其名作《北方的纳努克》时多次让主人公爱斯基摩人纳努克“再现”捕猎场景。于是引发了最早的起码是最为著名的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的争议。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摆拍到底有没有损伤其“真实性”的争议至今仍未能统一。需要知道的是，纪录片并不因为其“记录性”而比一般电影（叙事片）更加接近“真实”，相反它或许更加能骗到我们，因为它是“记录”的——我们选择更加相信它。所以如果暂时抛下对于其拍摄“真实”要求的心理包袱，而仅在影片的逻辑层面是否合理进行把握，也就是将纪录片当成故事片来看，这或许能让纪录片暂时逃脱拍摄真实的限制而抵达更高层面的艺术真实。值得一提的是，纳努克一家因为拍摄而没有储存够过冬的食物，在弗拉哈迪离开后全部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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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苛责更多，这部片子是有很大程度地触碰到当下乡村生活的真相的。观看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两种情绪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是因我如此地熟悉那样的土地与人而产生的亲切感。二是正因为熟悉而清楚地知道那里可能会发生的各种苦难辛酸。就像片中失意的乡村文化人杜深忠说的：“咱这里的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它仅能提供足够养活我们的东西，不能再苛求更多。正如那里的婚姻不讲求爱情，物质与生存是第一要务。当要渴求更多的时候只能走出去寻找。而在乡村里走出去的方式大概只有两种：去读书或者去城市打工。打工是“拿着人肉换猪肉。”最终还是要回到那片土地，甚至要承受难以生还的意外——片中张自军的死亡，其足以毁掉一个家庭，这也是杜深忠不愿意外出打工的最大原因。考学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也是杜深忠让儿子认真读书的原因。而后者痴迷街舞，无疑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极其奢侈的爱好。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困境与无奈中，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这就是当下的乡村，在夹缝苟延残喘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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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片子既没有喷它的人说的那么烂，也没有捧它的人说的那么好。作为众多叙述中的一种，它选择了乡村，选择了那些生活得不那么容易的人们，渺小无力，却尽力活着，生命中偶有的诗意与温情就是面对寒冬时的粮食。结尾镜头拉远，依稀看到积雪遍野，覆盖着群山坳里的那个村落，它正代表着千千万万的土地与人。

一下午非常认真的看完这部讲述中国农村的故事，即使南北有异，浙江农村的总体发展更好，但片中的一幕幕还是使我一一对应起自己的家乡记忆，深有共鸣。以家庭为单位分为几组人物，团队花了一年多的时候以24节气为时间线串联起这个村庄的生活图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的民俗活动、人情往来的社交原则、基层的政治运作方式，中国农村的伦理原则、处事逻辑、认知观念，都在这片中深刻反映。有人评价焦波，因为审查原因，对社会敏感问题只刺破不深入，点到为止。这部收获数十个大奖的高分纪录片，还是较为精准真实的画出来中国农村的生活事实，也是对《乡土中国》鲜活的展演。 1.农民老杜和妻子日常相处斗嘴金句频出，简直可以被称为乡村哲学家，他热爱书法、爱文学、爱音乐，他和妻子被繁重的农活和生存的无奈紧紧压着，作为一个农民，他们总的年收入不超过一万元。却一直在内心保存了一方精神家园，现实的挣扎并无法剥夺这唯一的远方，于是老杜真的买了一把梦寐以求的琵琶。你会惊叹看似粗鄙无知的农民活得如此明白通透，老杜是个具有英雄主义的人，就是有着在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的品质。即使他觉得自己一事无成，老杜非常善良、正直、乐观、纯粹、坚韧，面对女儿的付出与牺牲，他怀着愧疚记在心底，当女儿准备结婚时，他对女儿说，只要你们是真的相爱，这是最高原则，没有什么条件，并且尽全力给了女儿自己所能给的最好的嫁妆--两万块钱。面对乡村的一切苦难，他心怀悲悯。面对村人的投机贪婪，他无奈痛斥。他告诉儿子要向更高的地方去，因为这贫瘠的土地不养人，即使他是一个靠地生存农民，却清醒知道他不爱他所在的一切。老杜也是一个撕裂矛盾的存在，他被现实与理想拉扯着，他的背后，是无数个有着相同处境的农民群体。老杜最后的镜头太有趣了，汇报演出时，他一个人拿着琵琶坐在台上正在试音，村人就大喊下去，快点下去。这个行为带有玩笑性质，却是老杜的梦想与现实对抗的隐喻。 2.不过我更喜欢老杜的妻子，她总是碎碎念给丈夫泼冷水，但是行动上一直是支持着他。到后来我们才了解，她其实也爱文艺，并且她内心是无比崇拜、敬佩、支持丈夫的，只是迫于现实，若一个家庭总是追逐所谓的精神食粮，那现实的一切谁来承担呢？老杜像渴望天空的风筝，妻子不阻拦它冲向远方，却只能牢牢握住手中的线不让他跑偏，且在她的能力之内最大可能的保存了老杜的精神家园。村书记送老军人老杜家来印着领导人的挂历，她吐槽这玩意有啥用，都没地方挂。面对被獾糟蹋的庄稼，气愤的说拿农药毒死它算了，丈夫告知那是国家级保护动物，她吐槽獾糟蹋粮食祸害农民，国家保护它，那有什么来保护农民。老杜是清醒的，妻子更是现实的，她的一切标准都是服务于生存。琵笆、二胡、书法、挂历、一切无法直接用于生存的物质资料，在她观念中都可以废弃，她只想顽强的生存下来。 3.大学生磊磊和患有精神疾病的农民父亲，日常相处就是非常典型的传统亲子互动的模式，极度缺少沟通。身为儿子他为父亲的付出感恩，却也依旧怨恨看不起自己的父亲。我在思考，爱就一定包含着全部的接受和无条件的喜欢吗，带有片刻怨恨和厌恶的爱就不是真的爱了吗? 4.前几组人物都是家庭为单元展开互动的，那村书记这个基层干部的角色就将整个故事跳出家庭结构跨越到社区组织与基层政治生活的更为宏观的叙事背景之中。因为上层干部的指令，他砍掉了本属于村民的树，此举引发了一场纷争，村支书这类村民干部与公务员不同，但其权力来源不同，职位性质不同，姑人们对其态度也是十分微妙。他们虽掌握一定的政治权力，他在这个村落中是带有双重身份的人。之后村人采取各种方式报复他，他们电话争吵的对话就非常有趣，村支书嘲讽村人是个光棍，今后死了没人给他上坟。但过年节，他还是拎着礼品，恭恭敬敬的上门拜访希望修好。这就是乡村的人伦啊!他上门安慰丧子的老人，调节村人间的暴力冲突，完成上级指派的政治任务，为村落脱贫寻找更多的发展可能，却换来一千多的酬劳与一肚子辛酸。 5.书记调解村民矛盾时劝告大妈要按照规定，相信法律，大妈神回复发人深省，对现实有着神人般的洞察力。"理?早晚等着出了人命才是理，不出人命的时候没有理，我看透了法律。" 6."有钱的王八坐上席，没钱的君子下流胚。"振聋发聩啊！[/cp]

过年的时候，杜婶在取暖的炉子上添了一壶开水，一边叨叨着：“满屋子人仰马翻的，什么也没收拾”，一边从房间的角落里打扫出厚厚一叠稿纸。她展开扑了扑上面的灰，问老杜：“你这些是什么东西？还有用吗？没用扔出去吧。”

儿子接过稿纸看着，老杜有点不好意思：“现在看起来特别幼稚，事实上那时候，确实废寝忘食地花了不少功夫。”鲁迅文学院办的学习班，他去了四年，换回四张小小的结业证书，和一堆“不知天高地厚”的作品。杜婶说：“那时候我寻思他有点文化，我寻思也许有希望，咱也不能拖他的后腿啊。结果钱也搭进去了，功夫也搭进去不少，一事无成，什么也没获得。”

听了妻子的话，快六十岁的老杜跟儿子抱怨：“你妈妈不认识我。她不知道我是谁。到现在她不知道我是谁，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这就是我最大的痛苦。为什么老是因为一点点事这样吵那样吵，就是这个原因。”在一旁的杜婶发觉老杜有点情绪了，赶紧往回找补：“其实我很敬佩你爸爸。我要是不和他吵，我在这个家就一点地位也没有了。”

老杜继续向儿子感慨着自己的文学梦：“咱们农民就是种地的，搞这些（文学）实在是太艰难了。”“一些人说，农民对土地有感情。海龙（儿子），我跟你说，我从一开始就对这土地没有一点感情。咱没有办法，无奈。这土地不养人。咱这贫瘠的土地不养人。”儿子一言不发，专心看着稿纸，整部片子里他几乎没说过一个字。老杜不忘教育儿子从自己的失败中学点什么，“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更能说明问题，这是血的。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短短五六分钟的戏，清晰地描绘了一个六十岁的农民在理想破灭以后的失望与无奈，在婚姻中渴望理解的心情。刻画了一位深爱丈夫，却不知如何表达的农村妇女，和这种典型的中国式婚姻关系。类似的片段撑起了这部九十多分钟的纪录片。大量简单，质朴的对话，日常劳作的画面，旁观式的镜头语言，构成了这部如散文一般的乡村记事。

村里修小广场，“杀”了张家的树。他马上要村支书给自家的树墩磕头。两个人吵起来，嚷嚷着要把对方活埋。因为这点事儿，有人污蔑村支书贪污腐败，闹到县里，什么也没查出来。村支书从镇上回来，又发现他家大哥的果树被人下了药，树苗全死光了。大嫂在夜里冲着仇家门口骂脏话，黑灯瞎火地被人打了一棍子，把警察都招来了。这点事从春天闹到冬天，一年都白扯不清。最后还是村支书本人跑前跑后去调解，过年还去给仇家拜年，毕竟村里的安定团结也是他的工作。

二十二岁的大学生磊磊春节放假回家，嘴里抱怨着：“我不爱回这个破家，回这个破家就心烦。”爸爸则在一边沉默地切着肉。尽管磊磊今年刚考过了全省只有八十九个人通过的证书，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在全校师生面前发了言，家里的苹果卖了不错的价钱，爸爸也买了新摩托车。可是因为爸爸的精神病有时候会无缘无故喊打喊杀，妈妈在磊磊三四岁的时候就走了。没有了妈妈，这个家就“破”了，再也不完整了。从小照顾他家的婶子也说：“再多的婶子嫂子，比不上你妈妈一个人。”虽然爸爸高大英俊，但是面对儿子，却总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孩，毕竟是因为他，这个家才破的。婶子提议带磊磊去看妈妈，他总说“以后吧”，这句话，从他妈妈离开起，说了十九年。

整部片子视角冷静，克制，节奏舒缓优美，试听语言朴实到有些粗粝。表达的，体现的，却是很深很细的人性。农村生活于我接近于一种奇观，但越了解，越发现其实它不过是一种简化了的，人的生活。一些农民世世代代生在，死在在这片土地，最终融化为这土地的历史与未来。村庄似乎很远，但其中的人又如此熟悉。他们有朴素的感情和道德观念，孩童般的真诚，不加修饰的仇恨与暴力。他们有欲望，挣扎，情怀，和无奈。他们渴望被理解，被接纳，渴望自己的下一代有和自己不同的，更好的命运。这部片子以一种很独特的生活方式，展现了一些很普遍的人性。

磊磊终于鼓起勇气去看妈妈，手里拿着一盒礼品和他在学校的一些证书。与没见过的妹妹一起迎接他的妈妈，却只给了他一个客气的拥抱。妈妈问：“二十二了吧？”磊磊说：“二十三了。”妈妈说：“十九年了。”磊磊哭了。妈妈说：“小的时候最难熬的时候都没哭，现在哭什么。你看妈妈都没哭。”

摘录鲁迅《这也是生活》的片段，我觉得放在结尾很合适：

“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

摄制组从2012年2月4日到2013年2月10日在杓峪村拍摄，历时373天，记录了杓峪村一年的生活。

这些记录，都浓缩在了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这部纪录片获得第十五届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优秀纪录片奖”、第二十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纪录片”等十多项大奖。

杓峪村位于中国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中庄镇，地处沂蒙山区。当年拍摄时，全村167户，484口人。耕地面积470亩，山林面积2270亩，经济作物以苹果为主。

《乡村里的中国》以二十四节气为时间节点，以村民杜深忠、村支书张自恩、大学生杜滨才等人为主线，记录了杓峪村的一年。

记录了这一年当中，人们的红白喜事，喜怒哀乐。

“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

杜深忠是村里比较“另类”的人，虽然也从事农耕，但是一直对精神生活有所追求。

他闲暇时在家里的地上写毛笔字，平常看新闻联播。村里要欢迎驻村干部来时，村支书张自恩还来找他写欢迎词。

杜深忠还常常在家里拉二胡，但是他心心念念想拥有一把琵琶，而一把琵琶的价钱对于家里来说是不舍得出的一笔钱。后来他熬不过心里的执念，还是去琴行买了一把琵琶。原价八百四十，店主肯给到六百九十时，他毫不犹豫地买下了。

回到家里后，他不敢告诉妻子实价，说是花了四百九十买的。后来妻子还是知道了实情，两人有一些“争执”。妻子认为家里各方面都要开销，哪能顾得上那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杜深忠觉得人除了需要吃饭，精神也需要填补。

妻子虽然表面上看不支持、不理解丈夫的行为，实际上她本人也会唱歌，只是出于操持家庭开支的压力而不得不舍弃在精神生活方面的投入。

其实，在中国任何一个村庄，估计都有杜深忠这样的才人。他和妻子的矛盾，不就是农民在精神需求和物质现实之间的矛盾吗？

有一天，杜深忠的女儿带男朋友回家见家长。杜深忠对于女儿谈恋爱的态度很开明，说只要两个人是相互喜欢，他就同意。

连他的女儿都说他，对别人都还不了解，你就这么快同意了。

在女儿结婚时，他对她说：“这些年你给我帮了不少忙。”女儿让他把钱留着，他坚持要放去女儿的包里。

辛辛苦苦一年，苹果丰收时，杜深忠吃住都在苹果园，守着苹果。

结果苹果滞销，没什么人来采购，最后不得不以非常不理想的价格出售，两块三毛五一斤。七八千斤苹果只卖了一万五六千块钱，而单是成本他都花了七千块。

这件事让杜深忠很苦闷，这些年他们家在苹果树上付出的努力已经很多，但得到的很少，“花十分代价以后得不到三分收入”。杜深忠都忍不住向别人吐苦水：“我觉得熬这个时间我都觉得熬得很心疼。”

同时他也明白，出去打工的话，“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无奈是咱对这个世界太无奈，一出去以后茫然无知，啥也不懂。实际上你真去打工以后，你卖力气也就罢了，你得卖性命！”

在纪录片中，年轻的村民张自军在贵州某工地打工时从高架摔落，不治身亡，留下一个年幼的儿子。下葬时，儿子指着墓坑好奇地问：“那是俺爸爸的家吗？门口怎么这么小。”

这个事情之后，杜深忠感叹：“山里的孩子出去打工，真是个要命的事。实际上农民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是逼着出去的。出去是一把辛酸泪。”

他把外出打工比喻为“拿着人肉换猪肉吃”。早年他为凑孩子学费出去打工，一连五年他都在农闲时去莱州，帮玉米贩子收割玉米，每天每亩地不过挣几十元；收完玉米就又去工地搬砖。没日没夜的苦干让他提前衰老了，数载下来，他牙齿掉了13颗。

纪录片还记录了杜深忠教育儿子的一幕。

他对儿子说：“一些人说对土地有感情，实际上我一开始对土地就没有一点感情。这个土地不养人，咱这里的这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所以说我多么盼望着你（成才）。你别看我一辈子不成功，不成功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这是一辈子的心血，一辈子的泪。”

纪录片的导演焦波感叹：“再伟大的演员，也说不出这样的台词！”

或许杜深忠不是对土地没有一点感情，只是因为把所有收获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土地身上，然而结果并不理想，从而爱之深、恨之切。

杜深忠看到一些村里的古树被连根拔起，估计是被卖去城里做绿化，他形容这种行为是“剜大腿肉贴脸上”。

和妻子一起在地里收玉米，妻子说玉米都被獾糟蹋了，他说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妻子说，它光祸害人祸害庄稼，它还是保护动物。农民种点粮食容易吗？都让它糟蹋了，农民怎么没有保护的。

挺多这对夫妻边干活边对话的场面，富有生活气息又有点逗趣，很能反映农民的想法。

杜深忠，年轻时当过四年炮兵，退伍后在“中庄乡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又干了六七年。平日最爱读书看报，还参加过鲁迅文学院的函授课和培训班，向许多报刊投稿，可惜均石沉大海。

他身在农村，心里懂的东西可不局限于农村那片天地。

“干一年支部书记，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

杓峪村的村支书张自恩，整天为村里人的事情东跑西颠。他不是一位文质彬彬的基层干部，也会被事情烦得爆粗口，与村民起冲突。

村口因修建小广场砍树时，村民和张自恩起了争执；为了让村里脱贫，张自恩不断地去旅游开发公司寻找机缘；村民张光爱与张光学的纠纷愈演愈烈，张自恩在中间反复“灭火”；更有村民怀疑张自恩贪污，不断上访要求查账。

他很想把工作做好，无论是村民打架的来回调解，还是去拜访王总希望推进村里的旅游项目。他也很苦闷，曾说过大不了辞职，不当这个村支书饿不死，当了也富不了。

要过年了，镇上发给村干部的钱很少，有个村委说连车油钱都不够。张自恩马上说从自己那出两百给他，其他人也有。但是那个人气得连钱都不拿就走了，实际上张自恩本人也很气，很无奈。

作为村支书，过年要去探望村里60岁以上的老人，张自恩也没有落下那位怀疑他贪污的年长村民。

在纪录片里，张自恩语带辛酸地总结自己一年的工作：“干一年支部书记，真是赚了一肚子酒来。”

张自恩是一位对工作热忱、常挂着憨笑、在村中费力斡旋的村官。他或许不是工作得很优秀，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广大村官的缩影。

“我一回家就心烦，烦死了”

杜滨才应该是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他在四岁时，父亲杜洪法患精神病，母亲另嫁他乡，他由父亲抚养长大。

他对于家的感情很复杂，对于一些状况很不满，对父亲说过一些刺耳的话。

父亲会打电话跟他说，家里的苹果卖掉了，“没钱了跟我说一声”。

会特意留下一箱苹果，装好了给他带去学校。天刚蒙蒙亮，两父子在路旁等着班车。

父母离婚时杜滨才还小，长大后的他已不认得妈妈的模样。

伯母曾多次问他想不想去看妈妈，她知道他妈妈在哪里。杜滨才都是说以后再说吧。

而在他二十三岁这年，时隔十九年后，他还是由伯母带着去见了妈妈。

所有的情绪都化在了眼泪里。

过年了，村里举办春节联欢会。杜滨才在舞台上唱了一首筷子兄弟的《父亲》，声音哽咽。

台下的杜洪法默默地转过身去，又低头擦眼睛。村民们也听得沉默。

对于父亲的不理解，对于家庭的不满，杜滨才终于找到了方法，与自己达成了和解。

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在一年的时间里，杓峪村的村民们都经历了各自的曲折与委屈。

无论有什么冲突与怨恨，到了过年的时候，依然露出开怀的大笑。

正如导演焦波说的：“这块土地上的人，有困难有曲折，但是一直在追求。甚至追求达不到的时候，该欢乐还依然有欢乐。”

“农民吃的苦比我们要多，他们遇到困难比我们多，他们得到相对来说少。所以说我们拍这个片子也想，把农村真真切切的生活状态，农民那份真正的追求和农民的诉求反映出来。”导演焦波曾接受央视采访时这样说到。

《乡村里的中国》这部纪录片拍摄于2012年，距今恰好时隔八年。

现在的农村有些已变了模样，有些依然感受不到外界的变化，但是农村依然有很多故事正在发生。

（文中配图均来自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

2020年04月06日星期一

2012年元月2日，我去时任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的张宏森家辞行。张局长说：“我支持你去拍个片子吧。找一个村庄，住上一年，拍一部真正属于中国农民的纪录电影。但有一个条件，必须在村里住上一年，一天都不能离开”。

当时我毫不犹豫就接了，现在回想起来可真是无知者无畏。

但我想既然选择了去干上一个事情，就要全力以赴地干，一定要坚持下去。

我有农民身上的那股倔强劲儿。

既然决定干，那就得先组建团队。由于经费等诸多问题，找专业导演、专业摄影师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终我组建了一个平均年龄21岁的摄制团队，年龄最小的摄影师北川才15岁，唯一的女孩子陈青20岁。

这是一个零经验的团队。我们只能靠两个字：坚持。我跟队员们说，冯小刚三个月拍一个电影，我们六个人373天（那年闰六月）拍一个电影行不行？我说他一个人的脑袋，我们六个人的脑袋可以不可以？

373天拍这一部电影，把它分解开的话四天拍好一分钟就行，一年下来就能够凑够一个半小时，不难吧？

团队组好后，还要选择拍摄地点，我在家乡淄博附近找了一圈,有的村太过安静,有的村太过城镇化,更多的村不乡不城。最后,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叫杓峪地村子,这里的人眼睛都很干净。

开拍之前，我们在杓峪村里碰上两个大学生，一个是杜滨才，还有一个叫杜海龙。

我们先去了杜海龙家。

他爸爸杜深忠正就着从门框外射进来的光影在地上写毛笔字。他说：“老师，这个透进门框的光影在我的眼中就是一张非常好的宣纸。”

我一听，便被震住了。

他又说：“我在上面尽情地挥毫泼墨的时候，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什么无奈，包括我老婆无尽的唠叨，全都荡然无存，我完全沉浸在这个光影的享受当中。”

听到这里，我简直傻眼了：这不是农民，这是个艺术家啊！谁能想到一个老农民的口中能说出这么浪漫的一番话啊！

杜深忠是一个立体的，用一句话无法概括的人。

他读了大量的书，还喜欢书法和写作。40年来他一直想在文学上、创作上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结果遭遇的全是退稿。他说焦老师，虽然我现在60了，但我20岁时的梦想仍然没有放弃。

此外他也喜欢音乐。起初他想学二胡，结果二胡还没拉好，又说要买琵琶的时候，我眼前一亮，故事终于来了！弹琵琶这是很高层次的一种追求，他并不是像别人那样，我每年收多少果子，我有点吃的就行了。

他不甘于那样的生活。

有一次我和杜深忠一起下地。他说：“焦老师，你把机器关掉，不要录像，也不要录音，我给你说一说心里话。这个说对土地有感情，那个说对土地有感情，我对土地一点感情也没有，就是无奈，没办法。”

我心里一震，对他说：“我知道你说的是实话，你怎么不让我录呢？”

他说：“这是主旋律吗？”我说：“怎么不是主旋律？说真话就是最好的主旋律。我就是当年从那片土地上出来的，也可以说是逃离出来的。你说的正是像我这样的人想说，但是没说出来的话。这些话，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你不是不喜欢土地，而是太喜欢土地了，是爱之深，恨之切”。

他对土地的感情非常复杂，有一种很深的痛感。

除此之外，杜深忠还常常表现出独特的智慧：人家把村里几百年的大树运到城里面搞绿化，搞形象工程，他总结为“这是剜大腿上的肉贴到脸上”。獾吃了他家里的玉米，他老婆说赶快把獾灭掉算了，他说不行，“獾是国家三类保护动物”。

他教育儿子一定要好好学习，“你不要认为我一辈子一事无成，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还说明问题。”

真的太震撼了！这不是我们能导出来的东西。

我们的拍摄持续了一年，我也在这个村里实实在在地当了一年农民，和孩子们过了一年农家生活。当然，也可以说是在这块土地上打了一年滚儿。

片子出来后，我们拿到了公映许可证，在我家乡淄博和济南进行了小规模的放映，收获了不少好评，后来也陆续拿了一些国内外的奖项。

这对于我来说还是很欣慰的。不同于普通的乡村题材影片中浓烈的乡愁，我想表达的乡愁是淡淡的温和的。所以尽管乡村的问题很多，我还是要求拍摄、剪辑的时候，不能太沉重。

原来我觉得我已经很了解农村和农民了，但在拍摄这部影片时，当我真正走进农村，跟他们一块吃住，一块生活的时候，我发现我对乡村和农民又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

所以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走进影院去欣赏这部电影，能够真正地认识乡村，理解乡村。

文/焦波

2017年1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