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

前几日，我在检索印象派女画家莫里索生平时，偶然发现了一个我不曾了解的痛心事实：我非常喜爱的画家塞尚、德加，以及另一位印象派画家雷诺阿原来是反犹分子。

回到历史中，这牵扯到发生在1894年法国的一件冤案“德雷福斯案件”（Dreyfus Affair)。一位叫德雷福斯的犹太人军官被怀疑是德国间谍，在有专家表明他的字迹与间谍情报不符，其他生活工作细节毫无瑕疵的情况下，这位犹太人军官仍被判终身流放。直到1896年真正的间谍被抓获后，德雷福斯的冤案仍然花费了颇长的时日才得以平反。

当时这一著名案件撕裂了法国的整个社会。即使在真相大白之后，社会上的反犹情绪仍然高涨。在印象派画家群体里也分开了两个阵营，一方是反犹的德加、雷诺阿、塞尚以及罗丹，另一方是唯一的犹太画家皮萨罗、莫奈、女画家卡萨特以及塞尚幼时好友左拉。左拉一直为德雷福斯的冤案奔走呼号，但后来遭到迫害不得不远走英伦。

另一方的反犹画家呢？德加与自己多年的犹太人好友一家断交，撵走了家中的犹太佣人，并与皮萨罗断交。同样与皮萨罗断交的还有塞尚。要知道在塞尚不被家中认可而秘密与妻子结婚时，是皮萨罗为他们夫妻提供了住所，并于窘困之中接济他们家庭的。雷诺阿呢，在家里的画室大谈反犹：“他们（犹太人）来法国就是为了赚钱，但如果要进行战斗，他们就会躲在树后面。军队里有很多（犹太）人，因为他们喜欢穿华丽的制服招摇。如果他们不断被所有的国家驱赶，一定是有原因的，就不应该给他们太多的空间。”（这样的话，是不是在当今社会也异常地耳熟？）正是当时欧洲弥漫的反犹立场，使希特勒和纳粹得以堂而皇之地隔离、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即使战后，各地的欧洲人仍然继续敌视甚至迫害犹太人。

这篇我翻出的旧闻对我可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要知道，我多么喜欢塞尚笔下众神像般的大浴女，多么喜欢德加笔下高雅飘逸的芭蕾舞女！我实在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于是检索了好多文章，希望着自己读到的是偏颇之词，然而越来越多的文章印证了他们的反犹立场。于是接下来的几日，我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我当然理解人无完人，但我能否把画家的人品与他的艺术相分离？扪心自问，我很难说我可以。

就在这样的困惑中，我今天看到了电影《教宗的承继》。意想不到地，我在片子里找到了答案。

片中阿根廷红衣主教弗兰西斯接受退意已生的老教皇对往事的忏悔，他说：“请记住：真相至关重要，但没有爱，真相是令人无法忍受的。”（But remember, truth may be vital, but without love it is also unbearable.)

是的，我不可以忘记自己喜爱的画家那令人愤懑的反犹立场。而我能不能从内心里宽恕他们呢？我必须这样做。只有这样我才能面对难以忍受的现实。只有这样我才能放下心中沉重的思想包袱。只有这样我才能找回内心的安宁与平静。但前提是，事实仍然是事实。我不能选择性忽视这样的事实。

这就是一部好电影－《教宗的承继》带给我的巨大收获。我相信在今后的生活遇到难关时，这句话依旧会醍醐灌顶。铭记，并心怀感恩！

教宗的承继，更喜欢它的英文片名The Two Popes。一个纪录片式的电影，讲述13年Pope Benedict XVI退位，Pope Francis被选举成为新教皇的故事，但它更细微地聚焦在这两个人物本身与其中的连接，大量对话，探讨，质问，陈述，互相碰撞，获得宽宥。奇怪的是，在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对那段历史一无所知，我不知道那年三月的夜晚全世界聚焦在梵蒂冈广场上，不知道一位新教宗要获得至少77张选票，不知道白烟黑烟又分别代表着什么含义。我的无知让我对这部电影充满敬意与喜欢。在影院看完第一遍后回家又去Netflix上重看，从头到尾，没有间断。

它讲宗教，但它不枯燥，它甚至很有趣。两个立场完全对立的人物“打架”，以神学思辨的形式，互不相让。他俩在夏宫的对话充满火药，主教批判自恋的教会在新时代依然固步自封超然于外，教皇本笃无奈地回应与时代精神结合的教会会遭世人遗弃，一个保守一个激进，是改变还是妥协，是上帝朝我们走来还是他一直在那里。他们对如何处置教会里的丑闻争执，忏悔只能净化罪人的灵魂但无法帮助受害者，build bridges not walls。

而作为“教皇”本身这个角色，电影也给了更多人性的展示。红尘，音乐，探戈，足球，披萨和芬达，与上帝的联系，甚至到最后教皇本笃接近歇斯底里地说“我不能再扮演这个角色了”“I dont hear his voice. Silence. For my entire life I’ve been alone but never lonely, until now.”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段台词，一个信徒的无助，而作为教皇，要去承认他失去了某种连接这更显得无助。

我不知道具体在哪里被电影打动，可能是它无声无息中传达的慈爱，痛苦挣扎后获得的解脱，抑或是人们对于信仰的真诚。它让我在黑暗里落泪，受到感动。

但依然，这是部电影，其中多少真实多少艺术，无法判断。它穿插着当时的图片、新闻报道与视频，它有着很精彩的配乐与剧情节奏把握，选了两位能把教宗诠释的淋漓尽致的演员Anthony Hopkins and Jonathan Pryce, 作为观众，依然能在大屏幕上看到这些老爷爷们飙戏就是一件幸福的事。Worth a watch!

Again, bravo to Netflix for making this film.

我不是基督教徒，到目前为止也无意成为基督教徒，然而这部电影却让我能感同身受到基督教徒笃信的心情，是对梵蒂冈最好的宣传。

人无完人，教皇也会犯错，可是他们是神在人世间的代言人，极尽荣耀、受人崇拜，只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鲜血和荆棘。他们的内心深处也有挣扎，有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带来的挣扎，有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圣人的绝望；然而，也有往圣人无限靠近的决心，有把一生奉献给神圣事业、牺牲个人爱情与享乐的勇气，和完成使命时的满足。

这部电影让我知道了很多以前从不关注的天主教知识，虽然十几年前就去过圣彼得广场，看过西斯廷的天顶画，可是从来没有想过，真正的教皇住在那里是什么感觉。看了电影才知道教皇是怎么选出来的；教皇竟然传承了那么多代；在中世纪时真的是选不出新教皇就不让枢机们出门；选不出就放黑烟，选出来就放白烟，选举的方式也是诡异而泥古不化，既不淘汰候选人也不推选，就这么一轮一轮选着；两千多年的天主教只能靠这些看似神秘庄严得无法动摇的规则来保持它超越世俗生活的神性了。

电影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宗教需要改变以配合时代的变化，还是应该不变而成为只有笃信之人才能穿越的荆棘之路？宗教应维护其传统性，还是应该妥协于时代？在我看来，这本质上是一个生存的平衡问题。不变与变，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变是为了适合更多人；不变是为了少数人更加适合它。一个是广度，一个是深度。当深度走不下去的时候，传统派的教皇本笃十六世就宣布辞职，传位于代表广度的 Francis，也就是电影中的两位男主角，分别由沉默的羔羊杀人狂和权游里的大麻雀两位老戏骨扮演。看他们演戏确实是一种享受，瞬间把我拉回那个老欧洲里。

另一个有趣的地方是电影解答了我很多以前觉得神秘或宗教化的专用人名。比如方济各——多古老、多圣经的名字啊！其实呢？Francis而已。若望保禄—— John Paul；本笃——Benedict。是不是觉得他们一下子坠入了红尘人世？

不久前，马丁斯科塞斯一番言论，引起撕逼无数。

我对讨论MCU和《教父》谁才是真正的电影没啥欲望，在我看来，电影的功能性其实是很复杂的，看MCU大俗套很爽很快乐，看《教父》同样也很爽很快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背后，是新兴的流媒体和传统老厂之间的战斗。老马说了，以后传统的好莱坞流水线只会产生MCU，但真正的电影，会在流媒体上延续下去。

这点我相信，并不是说流媒体就没有MCU，我相信MCU也依旧是流媒体内容的主流，不过因为行业发展和资本的关注，流媒体有足够的钱和包容，来满足大导演们在传统好莱坞体系中日益得不到满足的创作欲望。

迪宝宝太可怕= =

当巨头们都开始进入流媒体行业，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腥风血雨。迪宝宝不说了，MCU、星战一堆计划；苹果虽然某海马王的片有点扑街，但是人家财大气粗啊，《基地》这种天坑都握在手上；亚马逊爸爸冷眼旁观，手下早早备好了《无垠的太空》、《指环王》~~

作为改变游戏规则的祖宗，网飞在干啥呢？！

花钱，花更多的钱。（虽然我有种现在网飞有些投资越来越小气的错觉，比如《猎魔人》就很穷的样子。）

哈哈哈，今年金球奖开场吐槽直接放弃治疗

以至于今年金球奖的开篇，主持人都开始吐槽以后别搞颁奖季了，都是网飞的。

虽然现在网飞的内容越来越杂，作品水准参差不齐，早就不是《纸牌屋》那个时期的网飞。但2019年网飞投资的众多作品中，有两部应该是符合马丁斯科塞斯“电影”概念的作品。

一部是老马本人《爱尔兰人》，带着阿尔帕西诺、罗伯特德尼罗还有乔佩西，一帮老头子给他们记忆中的江湖（或者是电影工业）留下最后的敬意和印记，最后感叹时间和现实最终战胜了一切。

另一部就是《教宗的承继》，还是俩老头子，在几场絮絮叨叨和一些讨巧的，世俗化甚至有些刻意的细节中，两个世界上最接近神的存在展示了最人性化的一面——两个充满智慧以及丰富人生体验的老头子在唠嗑中，对自身、信仰和世界的思考。

本片由真实事件改编，我们先来了解下背景故事，

现实中的本笃十六世

安东尼霍普金斯，饰演前教宗本笃十六世，对于非教徒来说，这位德籍教宗最出名的事迹无疑是他的主动退位。2013年2月，这位教宗向全世界宣布因为身体原因辞去教宗一职，成为天主教廷600年来第一位主动退位的教宗。

在这之前，对这位教宗的评价总是带着守旧、固执、法西斯（毕竟是德国人= =），指责在他领导下的天主教廷，封闭自守，不思进取，已经和世界脱节。

现实中的方济各教宗

饰演现任教宗方济各的是乔纳森普雷西，或许叫他大麻雀你更熟悉一点，这位权游中被瑟后炸成渣的大主教，在本片中饰演了一位完全不同但同样入木三分的教宗。

这位阿根廷籍教宗，一直以离经叛道闻名，比如毫不掩饰自己阿根廷人天性中的热情，爱跳桑巴舞，是个超级球迷，布宜诺斯艾利斯圣洛伦索竞技足球俱乐部的铁粉。就算当上了枢机主教，依旧喜欢到信众中去，以朴实的生活方式和平易近人深受信众爱戴，本人也一直坚持“他是贫者的牧人，弱者的发言人。”

恩，2016年还出演了一部饰演自己的电影，也算是开创了天主教廷新的记录。

《教宗的承继》就是以这两位教宗为主角，讲述了两代教宗传承的故事。

现实中的两位教宗

影片开头，直观地展示了天主教廷信任教宗选举的盛况。

来自全世界的枢机主教们齐聚一堂，他们会在选举期间被关进西斯廷教堂，不选出教宗不准出来，按照教廷的规则，只有当某位枢机的票数超过投票人数的三分之二+1，才能当选新教宗。每一轮投票的结果会通过教堂外的烟囱向全世界公布，黑烟表明失败，白烟表示新教宗诞生。

天主教廷把教宗选举称为“秘密会议”，拉丁文是拿着钥匙，大意是今天不选出教宗就别想出这个门

这场戏也展示了两个教宗的对立，当时还是枢机主教的方济各代表着教廷中革新的声音，而本笃十六世则是守旧派的领袖，这场选举，守旧派取得了胜利。

最后，白烟升起，在全世界信徒的欢呼声中，本笃十六世上台。画风一转，数年时间，人们大肆批判本笃十六世统治下的天主教廷越发保守，不思进取，各种谩骂和诋毁。风暴中心的本笃十六世，跪在神前祈祷，拘楼的背影拖出长长的影子，真是背锅侠最好的注脚。

不知道是心灰意冷还是什么原因，枢机主教贝尔格里奥给教宗写了辞职信，教宗也心血来潮，召他来梵蒂冈。

两位教宗初次见面，是在教宗的夏宫中。

他们的观点是完全相悖的，本笃十六世觉得教廷就应该延续规矩，神权必须高高在上，与普通人隔开；还是贝尔格里奥枢机主教的方济各则引经据典反驳教宗，觉得世界在改变，教廷也应该改变。

两个人的性格举止同样鲜明。

本笃十六世是端着的，他是教宗，他是上帝在世间的牧人，帮主牧守四方，他端坐在梵蒂冈的高墙内，驾驭着天主教廷，矜矜业业，丝毫不敢松懈，他不是神，却要扮演神的样子。

贝尔格里奥枢机主教则是个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的老头子，丝毫没有枢机主教的架子，和夏宫的嬷嬷还有园丁都相谈盛欢，园丁还送了他一束牛至叶（话说自己做意面或者烩饭真的推荐放这个.jpg）。

教宗的总结是，“人们都喜欢你。”（还好不是权力的游戏，不然这句话堪称天下英雄，为使君与操尔~）

两人的争论最终落到了一点，

妥协，还是改变。

虽然有些玩弄文字的嫌疑，前者代表着被动的改变，你做出改变是被客观因素推动，清政府洋务运动就可以看做是妥协，更直接一点叫“换汤不换药”。至于改变，是主观愿意寻求突破，打破常规，许多改变可以看做从内到外的破坏，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毅力。

这不仅仅是针对教廷的未来，也是两位教宗对自己人生的思辨。

对本笃十六世来说，他的疑问来自信仰和世俗的冲突。作为教宗，他是世界上最接近上帝的存在，可是也意味着他必须在世俗中维持天主教廷的存续，这其中必然充斥各种妥协，主的光芒背后，是那些令人焦头烂额的破事儿，梵蒂冈银行的烂账、教廷内部的腐化、幼童性侵案......日积月累中，作为一个虔诚的信徒，教宗本人居然产生了信仰危机——他听不到主的声音。

对方济各来说，他的改变，源动力是来自过去的阴影。

影片中展示了方济各最大的阴影，那是一段阿根廷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历史上称为“肮脏战争”。

这是阿根廷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军队用武力从伊莎贝尔·庇隆的手中夺取了政权，三军首领宣布成立联合军政府，开启了七年的“国家重组进程”。之后，军政府开始了暴行，魏地拉将军发表申明：“阿根廷必须死掉足够多的人，才能重新恢复和平。我们先杀掉反叛者，然后是其协助者，之后是同情叛乱的人，最后，我们杀掉那些犹犹豫豫的人。”军队对社会抗议者开展了秘密和非人道的镇压和杀害，他们的迫害手段多样而残忍，如强制失踪、秘密关押和实施酷刑、活埋、从飞机上抛至河里、篡改婴儿身份等等。

现实中，教会在这段历史里扮演了极度不光彩的角色，不仅为军政府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论证，出席政府的许多重要活动，支持政府的许多政策；还派出许多随军教士，在集中营为士兵提供心理服务，将失踪者家属的求助信息传递给军方等等。

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方济各教宗在这段历史中都留下了不光彩记录

影片中，作为教会的高层，方济各向军政府示好，他本人觉得这是为了保全教会，保护他的教士和信众，可是天真的教士显然低估了暴权，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他的上司和几位同事都因为坚持被谋杀被惨无人道的关押和虐待。

他妥协了，然后失败了，他开始自我怀疑，直到被放逐期间，在一所山咔咔里面的修道院中，听着那些穷苦农民的忏悔，然后，他重获新生。

一次次的唠嗑，其实也是两人借彼此剖析自己的过程，

本笃十六世最终选择了改变，改变，从忏悔开始。

片中直接安排了一场惊世骇俗的教宗忏悔戏，教宗跪在贝尔格里奥枢机面前，开始忏悔，当然那些涉及现实的东西，比如教廷内的幼童性侵丑闻什么的全部消音处理，再次觉得导演真是鸡贼~

这种展示，不仅仅是把教宗的神性剥离，更是血淋淋地把教宗描述为一个罪人。

最终，他选择了退位，这个以保守著称的教宗，在职业生涯的最后，做出了最不保守，最离经叛道的举动，无论如何，这位老人值得尊敬。而贝尔格里奥枢机主教，未来的方济各教宗，则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一生，他至今都在赎罪，并且愿意为改变付出一切。

实际上，全片一直在把教宗的光环抹去，看着两位教宗唠嗑，我们了解到了教宗也有小爱好，本笃十六世喜欢看肥皂剧，对芬达这种肥宅快乐水情有独钟，出过自己的专辑，虽然他连披斗士是谁都不是很清楚（所以有人说猫王曾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没毛病~流行文化至少在传播方面碾压传统宗教= =）。方济各是个真球迷，接受教宗接见也不忘看比赛转播，也是天生的拉丁舞好手。至于吐槽拉丁文和英文、一起看世界杯决战、吃街头小店的意式薄皮PIZZA，这些细节无不透着小机灵和讨好观众的气息。

这片如果是天主教廷的宣传片，这种放下身段的自嘲精神，我能给99分。

又接回开头的问题，NETFLIX和一大堆流媒体已经开始挑战传统的好莱坞工业体系。一个新生的体系开始挑战旧有的规则，这其实是世界发展的常态。不同的是，阻碍流媒体的只有金钱，而阻碍天主教廷的却是整个世界。

表面的固执、保守、某些性侵的丑闻背后，是世界的转变，这种转变是不可逆的，就算天主教廷这样的庞然大物，也无力阻挡的改变，教宗毕竟不是上帝，就和尼尔盖曼在《美国诸神》中描述的那样，古老的信仰日益衰弱，他没办法让现代的，天天被互联网信息轰炸的，更加强调自我意识的人们再次回到中世纪，可以为了一张赎罪卷舍弃全部身家。

留给本笃十六世的选择其实是很现实和世俗的，

要么故步自封，要么打破藩篱，为了教廷的延续，改变也好，妥协也罢，必须做出选择，

既然他自己搞不定，那么就找一个搞的定的人，他的理念不重要，他的站位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够有足够的勇气和坚持来做出改变。

这个角度一看，其实整部电影是一场大型的教宗面试节目（雾）。

现实.jpg

至于方济各教宗上台后，电影给出了一排排墙的特写，这无疑是现代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墨西哥边境（川普继续躺枪），方济各教宗的发声传递了一个很普世的价值观，

BULID BIRDGE,NOT WALL.

可惜现实好像反了~世界和天主教廷依旧麻烦不断，无论方济各教宗前段时间发表的措辞强烈的反堕胎言论还是不耐烦拍掉信徒拉住他的手，这位教宗似乎也并没有更好的办法。

教宗：“爱让我们有耐心，但我们常常失去耐心。我也想为昨天的不良示范道歉，有时甚至连我都失去了耐心。”

当然，我作为一个从小几乎没有受到过任何宗教影响的普通人，也没有足够的眼界和资格去讨论教廷这样庞然大物的存续问题和涉及十数亿信众的信仰问题。

这片对我来说，最大的吸引力还是俩老头子的神仙演出，唠嗑过程中，没什么高潮也没什么强烈冲突，可是你就是能从某种程度理解两个教宗，哪怕你只是一个无信者，哪怕事后想想，某些处理似乎有些美化人物，有些言语似乎有那么一点伪善，某些思想其实和你本人并不太兼容。却因为两个老人的人格魅力和人生智慧而变得不那么重要。

一想到这可能是这辈子最后看到这些神仙演戏，

我只能说，且看且珍惜。

【基本含义】

教宗，即“教皇”。拉丁语：Papa，本意为爸爸、父亲，并无一丝“皇帝”的意思。中国大陆之外通常译为 “教宗”，宗庙之宗，是取其头衔中“圣伯多禄继承者”之意。在中国大陆通常译为教皇或罗马教皇，但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内部依然称为教宗。

教宗与教皇同人，但两者并非一个概念。教宗一词见于早期基督教时期的基督教会内部，是基督徒对宗教领袖的爱称，本身并不具备特殊职权色彩。天主教会使用“教宗”为中文译名，中国大陆非天主教人士、以及日本和韩国则称为“教皇”。现任（第266任）教皇为方济各，于2013年3月13日当选。

【元首职能】

除了宗教职务之外，教宗也是拥有独立主权的梵蒂冈的国家元首。梵蒂冈有时又被称为“圣座”（Sancta Sedes，严格来说，圣座不全同于“梵蒂冈城国”，后者迟至1929年方才出现，而圣座的历史可远溯至教会发展早期。例：各国大使不是被梵蒂冈城国而是被“圣座”所接受；圣座向各国和国际组织派出的使节，是代表圣座而非所谓梵蒂冈城国。），整个被罗马城包围，在1870年之前，教宗统治的区域一度拓展到整个意大利中部，其领土，即教廷国，被称为“圣伯多禄的遗产”。

【宗座出缺】

在2005年4月2日到2005年4月18日，教宗的职位空缺，这种情况称为宗座出缺（sede vacante）。前任教宗是教宗若望·保禄二世（John Paul II），他于1978年58岁时被选为教宗，也是自亚德六世（1522年-1523年间在位）以来首位被选为教宗的非意大利人。

已故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若望·保禄二世于 2005年4月2日19：37GMT 逝世，享年84岁。在4月18日开始的教宗选举(conclave)中，用了不足24小时，就选出德国籍枢机主教约瑟夫·拉青格（Joseph Ratzinger)作为新教宗，是为本笃十六世。

【本笃十六世】---安东尼·霍普金斯扮演

教皇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 ，1927年4月16日-）本名若瑟·拉青格（Joseph Alois Ratzinger，拉丁文：Iosephus Ratzinger），生于巴伐利亚，是第八位德国籍教皇，原为教廷信理部部长、宗座圣经委员会主席、国际神学委员会主席及枢机团团长，精通十种语言。本笃十六世在2005年4月19日的选举中被选为教皇，4月24日正式当选教皇。之前为德国籍枢机主教，也是有资格的枢机主教中并非由若望·保禄二世册封的枢机之一。2013年2月11日，本笃十六世宣布因身体原因于2月28日辞去教皇一职，这令其成为600多年来首位主动退位的教皇。

本笃十六世

【居住地点】

教宗居住在梵蒂冈城——意大利罗马城内的一个很小的独立国家，他是罗马的主教。自从圣伯多禄时代起，一直有罗马主教任教宗，教宗去世后，枢机团以天主子民的名义选举继任者。

【现任教宗】---方济各，乔纳森·普雷斯扮演

方济各，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戈里奥（ Jorge Mario Bergoglio），1936年12月17日出生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后裔，耶稣会士。1963年哲学专业毕业，1969年12月晋铎。1973年当选耶稣会阿根廷省会长。1992年5月被教宗约翰·保罗二世任命为天主教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区辅理主教，1998年晋升为该教区总主教。2001年2月，教宗约翰·保罗二世擢升其为枢机主教。后曾先后供职于梵礼仪与圣事部、圣职部、修会部并兼任家庭理事会理事、拉美事务委员会委员。2013年3月13日当选为第266任教宗，成为天主教历史上首位南美籍、1300多年来首位来自欧洲以外地区的教宗。 作为一个真正的阿根廷人，他也热爱探戈舞和足球，是阿根廷首都圣洛伦索足球俱乐部的球迷。

圣方济各

圣方济各会见奥巴马

2013年12月11日，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2013年年度人物。 2013年12月，被第15届中国国际新闻论坛年会评为2013年国外十大焦点人物之一。 2014年03月20日，登上美国著名财经杂志《财富》“The World's 50 Greatest Leaders”排名榜榜首。 2014年04月23日，被美国《时代》选为“THE 100 MOST INFLUENTIAL PEOPLE”之一。 2014年11月，2014福布斯全球权势人物榜第四位。 2015年11月，2015福布斯全球权势人物榜第四位。

注：以上内容来自百度百科和搜狗搜索。

撰文：夏婷婷

责编：陶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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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恐怖主义：阿根廷军政府的“肮脏战争”

1976年3月24日，阿根廷军队用武力从伊莎贝尔·庇隆的手中夺取了政权，三军首领宣布成立联合军政府，开启了七年的“国家重组进程”：取消民主政治制度、推行经济自由化、恢复社会的秩序。关于如何恢复社会秩序，魏地拉将军发表申明：“阿根廷必须死掉足够多的人，才能重新恢复和平。我们先杀掉反叛者，然后是其协助者，之后是同情叛乱的人，最后，我们杀掉那些犹犹豫豫的人。”军队对社会抗议者开展了秘密和非人道的镇压和杀害，他们的迫害手段多样而残忍，如强制失踪、秘密关押和实施酷刑、活埋、从飞机上抛至河里、篡改婴儿身份等等，这段历史被称为“肮脏战争”。

伊莎贝拉·庇隆

1984年，全国失踪人口调查委员会出版《绝不重演》这一调查报告，将军政府的罪行公布于众，受害者总人数估计高达三万人，军政府因此成为阿根廷社会和国际社会控诉和唾弃的对象。直至军政府倒台16年之后的今天，受害者家属组成的抗议组织“五月广场母亲和祖母们”还在年复一年地抗议和等待，希望能找回自己的家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军政府的暴行不是脱离阿根廷的社会实际而突然爆发的，更多的历史细节耐人寻味，值得深入的反思。

1“肮脏战争”的预演和“灵感来源”

要理解军政府上台之前的局面，需要将目光转向1955年。这一年，阿根廷庇隆政府被推翻，庇隆本人流亡在外。从此，军政府与有限民主政府交替执政。之所以称这一时期的政府是“有限民主政府”，是因为在选举中，人们禁止了庇隆主义政党的参与，偶尔部分省份即使放开庇隆派政党的选举权限，庇隆派政党获胜之时，政府总是对选举结果直接予以否决。除此之外，各界政府开展了疯狂的“去庇隆化”的行动，但支持庇隆的民众人数依然众多，整个社会陷入了庇隆派与反庇隆派的撕裂之中。在政治动荡的同时，阿根廷的经济发展也举步维艰。“发展主义”经济政策取代了进口工业替代政策。政府大力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工业，削减工人的权益。在如此形势之下，罢工、抗议活动、城市暴动等等层出不穷，60年代末，各路游击队也开始活跃。对这些反抗活动的镇压成为了“肮脏战争”的预演，例如民选弗朗迪西政府（1958-1962年）就采取了“国家内乱治理计划”（PlanConintes），实施了失踪、酷刑、非法杀戮等手段。

在庇隆派民众的努力下，庇隆派于1973年起开始执政，实行劳资协商的“社会协定”。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欧盟停止进口阿根廷牛肉，导致经济下行，出现了财政高度赤字和超级通胀。庇隆逝世后，伊莎贝尔政府于1975年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但无力扭转经济局面，最初的“社会协定”随着工人生活水平的持续下降不复存在，爆发了庇隆主义政府治下的第一次全国总罢工。同时，庇隆派极右翼暗杀队自1973年起就没有停止对庇隆派左翼的杀戮，游击队活动也依然活跃，伊莎贝尔启动军队镇压游击队和激进抗议人员，整个国家充斥着暴力，陷入了无法治理的混乱境地。

军队一方面积极镇压游击队，另一方面则坚持不介入民选政府。直到场面无法收拾，民众和各个利益集团纷纷呼吁军政府上台收拾这个混乱的局面之时，军队才缓缓介入。军方迟迟不予介入的主要目的，就是赚足自己上台执政的合法性，即在民众的千呼万唤中上台，标榜其目的是维护国家的稳定、重建天主教价值观。为了保持良好的形象，这次的军政府比之前历届军政府更为小心，吸取了智利皮诺切特的教训，不采取街头大搜捕，或者是杀害几个反叛头目示众等手段，因为这只会招来公民社会的唾弃和更为激烈的反抗。他们转而采取许多隐蔽手段，例如“强制失踪”，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人绑架，给左派和普通民众造成恐慌，规训民众绝对服从政府。这一镇压手段非常“有效”，所有的游击队都被镇压和消灭，许多的激进工人和记者也无故“失踪”了。

军队这种对抗议人员展开镇压和“战争”的意识形态不仅根植于阿根廷历史中的实践，而且受到了法国和美国的影响。早在50年代，法国将自己在阿尔及利亚和越南的反暴动经验传授给了阿根廷军官。美国则于六七十年代在巴拿马运河区域的美洲军事学校，给拉美军官教授反共思想和镇压叛乱的手段，如魏地拉和加尔铁里两位阿根廷军政府的总统都曾接受美国培训。美国给他们灌输了“国家安全学说”，将威胁国家安全的敌人锁定在国内，扩大恐怖分子的定义范围，必须采取军事手段才可以将这些“病毒”切除，让国家这个有机体恢复正常运转。法国和美国教授的思想和手段都在阿根廷的“肮脏战争”中得以实践。 因此，“肮脏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是一系列社会和政治暴力的顶点，军政府采取的残暴手段也是军队和政府在不断升级的社会冲突和镇压之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自1975年起，军队就开动了暴力机器歼灭游击队。军队高官接受审判时，曾提及他们当时只是按照伊莎贝尔民选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要求行事。但在民主回归后，为了不给庇隆主义政党抹黑，这一点被公民社会刻意忽视。

2 系统性的“国家恐怖主义”镇压

尽管“肮脏战争”一词是用来指责军政府的，实际上，反而对军队有利。他们认为，既然是一场“战争”，怎么能按照正常司法程序进行审判，况且在战争中做出非常规的消灭手段不是正常的么？因而，阿根廷社会逐渐不再采取“肮脏战争”的说法，以免给军队更多有利的论据。更多的学者采取“国家恐怖主义”的说法，从此字面可以看出，这种定义强调国家的设计和计划实施的系统性。当军队在庭审辩护时，往往强调这些行为是分散的和自主的，与军政府没有直接的关系。事实究竟如何？ 根据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统计，军政府执政时期，全国共建有340个刑讯中心。这些刑讯中心配备情报室、酷刑室、卫生所和关押犯人的隔间。在押犯人蒙着眼睛，不能动弹，不能说话，无法行动，一天供应两顿很差的伙食，有时甚至连续几天不提供食物。管理者给每个犯人重新命名，以号码替代其真实姓名。辅助管理的工作人员分为四组：逮捕组、情报组、警卫组、收尸组。捕头们负责秘密逮捕嫌疑人，情报人员负责实施酷刑获取情报，警卫负责看守犯人，处理尸体的人负责射杀、转移、活埋、从飞机上扔下去等。

秘密刑讯中心的分布图（作者摄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忆博物馆，下同）

对政治犯的迫害遵循如下步骤。首先，军方深夜拉掉街区的电闸，突袭嫌疑人住宅，将其抓捕，不告知家人其下落。如果嫌疑人没出现在家里，则抓捕其家人，家人如果不配合，同样会永远“消失”。军队在闯入受害者家中时，顺带会没收其财产。1995年，西班牙法官调查出阿根廷军政府在瑞士的许多账户，这些都是受害人的财产。

随后，被绑架的受害者被转移到刑讯中心。军方认为，游击队员行动迅速，为了尽快获得情报，必须采用酷刑。执行酷刑者在殴打时可能使用任何工具：用香烟烫，将尖锐的东西插到手指甲和脚指甲内，或者将他们的头浸到水里实施水刑。刑讯人员还对受害者进行心理折磨，如模仿行刑、观看行刑、让其扮狗等，或对其配偶和孩子施害，女性受害者经常被性侵。另一种较为残酷的刑罚是电击，犯人躺在一张金属网上，通电穿过全身，或用电棍对身体敏感部位电击。如果女性受害人在秘密刑讯中心分娩，孩子一出生立即被抱走，送给军人家庭收养。

刑讯中心也雇佣神职人员对进行刑讯的军士进行心理安慰，劝说他们是为了国家在战斗。参与刑讯的士兵则采取“非人化”和“物化”的处理方式，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如让犯人扮狗，吓唬他们到发抖，饿犯人到一定程度，让他们扑去吞食等等，同时在语言上使用隐喻，如坐“潜水艇”（即水刑），转移（杀害），让他们上天（从飞机上扔下去）。

榨取了情报之后，受害者被关押在狭窄的隔间之中，等待被转移出去，转移就意味着面临死亡。军方一开始采取了射杀和就地掩埋的办法，但是市政工程施工队时而会发现尸体，引发社会舆论的恐慌。军队也采取过活埋的办法，将犯人随意埋在墓地或荒地，不标注死者身份信息。最后，军队更多地采取从飞机上抛人的做法，在转移出去的受害者身体上捆上较重的石头，让其沉入海底或河底，毁尸灭迹。这种做法在军中称为“死亡航行”。

海军机械学校刑讯中心的关押室

为了掩盖这些罪行，军政府还对坚持报道失踪案件的报纸和记者实施死亡威胁。《媒体报》（La Prensa）坚持继续报道失踪者的事件，公布了2700个失踪者的名单，发布了家人寻找失踪者的消息。最终，该报纸遭政府干预，其订购量急剧下降，部分员工收到死亡威胁和起诉。军政府还控制报纸印刷的纸张，只有政府批准的媒体机构才可以使用纸张，以此方式强力控制媒体。

在这些手段中，最为外界熟知的手段就是强制失踪。当在1979年美洲人权委访问调查阿根廷人权问题时，魏地拉被问及失踪人员的去向，他的回答是“一个失踪的人，是不知去向的人……他的行踪和身份未知，他失踪了，没有单位，不在了……也不知道生死，他就是消失了。”在军政府下台前发布的《最后文件》中，军方极力为自己辩护：失踪在战争中很常见。当正规军队之间作战时，两方是穿着军装的，很容易辨识，但在国内反恐战争中，反叛的人员没有穿着军装，并且携带虚假的身份，很难知道其真实身份。另外，这些反叛分子本身就是在地下活动，行踪不定，他们失踪了，怎么能向政府询问他们的下落呢？

军政府高官为了洗脱系统性暴行的罪名，在庭审时解释道，军队将国家分为4个（后来改为5个）军事管辖区，叫做安全区（Zona deSeguridad），在每个安全区内，军队有自行决定生杀的权力。每个区的负责人只向其上级汇报，这种军队内部分权和自治形式，导致官阶较低的军官也可能有很大权力。军队坚持认为，这种松散的分权的管理的办法导致了地方军官的暴行最终失控。民选政府并不认可这一说法，认为从军政府的镇压手段之统一，刑讯中心的数量与分布状况中，可推断军政府是有系统性地实施这一计划的。

安全区的划分

3 民事部门的责任

针对军政府的暴行，阿根廷没有止步于成立真相委员会，而是更进一步，成为拉美第一个对前军政府高官进行审判的国家。阿方辛民选政府的本意是通过审判推进民主进程，但因劳尔·阿方辛（RaúlAlfonsín）尊重司法独立，最初带有政治意图的审判逐渐倒向了纯刑事范畴，法院将审判人员的范围从高级军官扩展到中下层军人，招致军队和保守势力的激励反抗，要求缩小审判范围和设定终止审判的期限，甚至发动了暴乱，民主进程一度陷入了困境。

最近几年，随着新证据的出现，对于传统的军政府须对这种反人类暴行负责的说法，学界和社会中出现了新的声音，认为不仅是军政府中的军官和士兵犯下了如此的罪行，政府的民事部门、企业、教会上层、媒体、司法部门、官方工会上层、甚至普通老百姓等社会各个部门也有脱不开的干系，他们即使没有直接成为刽子手，也为军队罪行的实施提供了协助和便利。

很多人认为，军队是在普通百姓的呼声中上台的，当军队派出秘密捕头抓捕受害者之时，街坊邻居都能发现这一情况，但百姓常常认为，这些被捕的人肯定是做了什么违规的事，才会被抓起来的，政府不会抓错人。更为过分的是直接参与者的沉默。卡尔韦洛（PilarCalveiro）在其著作《权力与失踪：阿根廷的集中营》一书中，提及许多群众都知晓军政府抓捕和刑讯的事实，如住在集中营附近的居民，能听到看到一些情况，许多医生、法官、教士都直接参与过，这些人却选择了沉默，这是一种选择性忽视，是在恐惧下做出的行为。

目前，阿根廷学界正在推进军政府内部的民事部门高官参与军队暴行的调查，例如，奔驰、福特等大型跨国企业的管理层与军政府合谋，给军政府提供额外的资助，以换取军政府对维权工人的镇压。教会高层也对军政府的罪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教会不仅为军政府提供了执政的合法性论证，出席政府的许多重要活动，支持政府的许多政策；还派出许多随军教士，在集中营为士兵提供心理服务，将失踪者家属的求助信息传递给军方等等。尽管如此，真正被起诉的民事人员还是凤毛菱角。2017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通过法律，规定将“军事独裁政府”这个说法改为“军民合谋独裁政府”（DictaduraCivico Militar），作为一种警示，这可以说是阿根廷民众对“肮脏战争”的深度反思。 “肮脏战争”虽然早已过去，但各方对它的解释却更加深入和立体，它的根源早于1976年，有系统性的设计，还有民事部门的合谋。因而，我们不能认为这段历史是一个脱离历史的例外事件，正相反，这是人类历史中不断重复的片段。这些残暴的理念和做法并没有完全消逝，它们扎根在对抗性政治文化之中，如有合适的土壤，依然会生根发芽。对军政府的全面审判不易也不现实，大规模和深度的审判也不利于民主进程，唯有不断的调查和反思，才可能避免这段悲惨历史重蹈覆辙。

昔日的集中营，今日的记忆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