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诗篇

澎湃《我的诗篇》系列评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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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诗歌是一个时代最后的秘密。我们通过互联网寻找到六位特殊的工人，有自杀身亡的苹果手机生产工人，有叉车工、爆破工、制衣厂女工、少数民族工人，乃至地下800米深处的矿工。他们同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们敢于从沉默和被代言的境遇站出来表达自己……”作为今年上海电影节纪录片单元唯一入选的华语纪录片，《我的诗篇》在前两场放映会的票脱销后，所加映的第三场也旋即售罄。这部讲述当代工人阶级与诗歌的纪录电影，一时一票难求。这或许意味着，劳动、苦难与歌颂生活这些最古典的情感，在今天仍然具备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部纪录片关乎诗歌之美，也关乎社会平等与劳工权益。澎湃新闻即日起起刊发围绕此一纪录片的一组评论报道，探讨我们时代对劳动的书写与反思。
       
《我的诗篇》海报：“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

       昆德拉曾经断言，我们的时代是小说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逻辑的扩展，现代人获得了全新的时间概念。而小说以其情节性战胜了古老的诗歌，更好地回应了这种资本时代的时间感。当我们以为大部分的当代知识精英已经放弃诗歌这种体裁的时候，《我的诗篇》却告诉我们：诗歌并没有死，而另一个阶级正在默默地接续诗歌的余绪。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诗篇》是前所未有的。作为一种独特的记录方式，该片通过六位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片段来捕捉他们诗歌中传达的“意象”。诗性的镜头语言，也很好地与这些意象暗合，达到了文与质的统一。因之，我们可以对彝族充绒工吉克阿优的双重边缘生活感同身受，我们明白了他为何要攒起最后的热情和力量来吟唱远方的家乡和亲人，尽管想象中的故乡已逐渐被主流文化和城市生活方式所裹挟吞噬；我们也看到了叉车工乌鸟鸟缺乏方向的失业生活，从而了解他诗歌中内在的荒诞感源自何处；爆破工陈年喜和矿工老井则带给我们更多的暗黑能量，让我们触碰到真实的血泪、疼痛和愤怒——这是一种尖锐的痛感，像岩石崩裂，像一瞬间坠入黑暗无渊的矿井；而制衣女工邬霞的诗句则要轻盈的多，我们仿佛能看到，她在布满荆棘碎石的生活之上依然要欣然舞蹈，以追逐和保存最后一丝的美与人之尊严；最后，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则“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直到流水线工作的平庸与无意义彻底吞噬了他，“曾经咽下的现在都从喉咙汹涌而出”，他选择用死亡来反抗。
       
富士康工人许立志的骨灰被撒入江河，他用死亡完成了终极的反抗

       在两个小时的影像冲击下，我们似乎窥得了另一个世界的面貌，而工人的诗歌正是这个世界的钥匙。我们借了他们的眼和他们的心，对那个世界身临其境，感同身受。然而，两个小时之后呢？在获得一大堆情绪和情怀之后，我们是否很快就心安理得地回归到中产阶级的生活中去了呢？我们在“同心”、“同情”之后，是否还能和我们的工人阶级兄弟姐妹“同理”，真正理解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的处境，还有最重要的：他们为什么要写诗，或者他们必须写诗？
       显然《我的诗篇》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由于只有情绪和情怀，这注定只能是一部中上之作。根本的问题还在于，这部作品没有深刻地切入政治经济学。换言之，《我的诗篇》在成功传达诗歌意象之余，并没有进而剖析工人所处的权力关系，包括他们与机器和技术的关系，与资本所有者和国家的关系，以及在全球价值生产链中的地位。因此，我们只是感到悲伤和生活的残酷，却无法理性地认识这种悲伤和残酷从何而来，对工人阶级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工人阶级”何以成其为自在自为的阶级。而我们获取的影像始终是个体的工人——或在孤独地作业，或在孤独地写作——而不是工人的群像。至于这些工人-诗人与工友是如何相处的，他们如何在共同的劳作与生活中获得集体性的阶级认同，而写作与吟唱诗歌对这个群体又有何种影响，更是无从得知了。此外，资本所有者与国家在这部并不算太短的纪录片中也基本是缺位的。作为最终攫取剩余价值的一方，他们从根本上控制和规训工人。他们对于资本、技术手段和市场的掌控，正是工人阶级被持续剥夺的根源。
       实际上，相对于他们的观察者和影像记录者来说，工人阶级自己的诗人对权力关系要敏感的多。例如，女工邬霞的《吊带裙》就忠实记录了她的劳动产品（吊带裙）如何与她分离，通过复杂的流通链条，最终到达匿名的消费者手中。这一过程，正是马克思所言之劳动的“异化”，只不过中国女工用她诗性的语言再一次向我们吐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此外，还有一些尚未变成影像的作品，比如杨东在《最后的工厂》中，也描述了工人与机器的复杂关系，以及在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工人与机器的共同命运。这些朴素的政治经济学，工人阶级的诗人们了然于胸。
       权力关系被遮蔽这一重大的缺失，使得观众并不能从本质上理解，工人为什么需要诗歌。工人诗歌从来都不是对于诗意体面的中产阶级生活的想象。实际上，诗歌和音乐类似，正是工人阶级能够掌握的少数几种反抗形式之一。诗歌打开想象的新空间，并且以显而易见的“无用性”公然对抗资本主义的功利逻辑。写作和吟诵诗歌，使得工人阶级的诗人们得以一次次暂时脱离工厂的规训和资本的控制，关照并反思自身的状态，从而短暂地恢复主体状态，对抗个体的“异化”——无论是美学意义上的，还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尽管资本的逻辑一次次又把他（她）们重新拉回到流水线上，但诗歌始终提供了反抗的可能，如果“生活是一场战斗”的话。
       
对于那些工作在数百米下的深井中的工人阶级，我们如何真正去体会和思考他们的处境

       如此，一种更好的表现方式也许是布莱希特式的“陌生化”与“疏离”。实际上，冷峻而克制的影像风格有助于抑制观众过度的同情和情绪沉沦，从而给予观影者更多的空间思考人物和诗歌意象背后所体现的政治经济学，体验工人阶级所处的权力场域和社会关系。
       然而，我们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此片从未从诗学的层面进入政治经济学的层面，也许并非是主创团队的偏失，而恰是由于资本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介入。从本月最初的试映会开始，资本的烙印已若隐若现。试映会的主角已悄然转向了影片的资方和制片方。于是乎，地产广告代替了影片介绍，名主持和礼仪小姐代替了志愿者，华商会与各类精英取代了工人阶级。实际上，片中记录的五位诗人无一被邀请参加试映。当他们的诗篇由所谓的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来诵读时，我们收获的不是感动，而是震惊：震惊于资本的吸纳能力为何如此强大，连工人诗歌这样异质性的反抗形式也能够被重新包装贩售，瞬间变成温情脉脉的面纱，以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与潜在的劳资斗争。这很可能是工人阶级的二次异化：第一次是与劳动产品的异化，第二次是与自身文化产品的异化。
       当然，资本的介入并不代表资本的主导，而阶级关系的缓和也并不是罕见的历史事件。上世纪之交，美国工人的生产环境与福利待遇大幅度改善，背后正是所谓的“进步资产阶级”在推动。而随后三十年代的新政也建立在进步资产阶级、城市知识分子以及工人和南方农民的政治大联盟之上。不过资本的让步从不是理所应当的，我们也并不能假设，投资工人诗歌影像记录的资本，必然是天然良善或热心公益的。工人阶级生存状态与政治地位的改善，从来都依仗工人阶级自身的反思与斗争，从而促使一部分资本精英进入政治妥协或更为广泛的社会联盟。而这一场旷日斗争完全可以从诗歌开始。
       在这个意义上，《我的诗篇》可以是一个分水岭。由于资本或隐或显的形塑，或者主创团队的各种认知或现实限制，这个作品的确没有深刻地切入当下工人阶级面临的权力关系。但无数例子说明，作品本身的进一步传播完全可以突破资本最初设定的游戏规则，获得新的意义，捆绑新的话语。资本也许要借工人诗歌的社会关注度来拓展自身的政治代表性，或直接贩售“中国最贵的思想”。然而一旦观众和广大的工人阶级看到了背后隐含的政治经济学，资本的逻辑必然面临挑战。

早在几个月前，就有一位周姓姑娘通过朋友加了我的微信，邀请我参加关于农民工诗人生活的纪录片《我的诗篇》的众筹活动。当时对这个片子可谓是一无所知，而且听说该片总策划是吴晓波先生，因此总有一点先入为主的判断，担心该片会过于商业化，对农民工群体采取一种猎奇的心态来拍摄。出于这样的担心，我暂时婉拒了她的邀请。直到今天下午，受好友王臻邀请，在新街口观看了这部电影。整部片子看下来，我不禁为自己先入为主的预设感到惭愧：这部电影不只在有限的成本条件下做到了视听语言相对精良，其基调也并没有陷入过度煽情的窠臼，而是以一种克制隐忍的态度，巧妙把农民工诗人们的代表诗作，跟反映其真实生活的画面交织在一起，让影像本身的力量说话。应该来说，这是一部精彩而真实的电影，能够触及观众的灵魂和内心深处。在这里，也通过这篇小文，对上述周姑娘说声抱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可谓是突飞猛进，然而正如片中的农民工主角所说的那样：这种经济发展的成果并没有能够惠及大多数民众，尤其是类似片中这样的农民工群体，而恰恰正是他们，才是中国经济腾飞的直接创造者与贡献者。“农民工”这一称呼本身，就体现出他们一种游离于城乡二元体制之外的边缘身份。一方面，他们在城市从事脏、乱、累的工业工作；另一方面，他们的身份却仍然是农民，城市无须为他们的健康、福利和社会保障买单，就连他们当中仅仅有少部分人能够享受的社保待遇，如果无法在城市取得户口身份的话，这些社保也将直接由当地政府收管，无缘惠及社保交纳者。除此之外，加班、劳累、歧视等种种非人道待遇，也让他们很难看到生活的希望和亮色。正基于此，片中农民工诗人的诗作，大多呈现出灰暗、压抑和绝望的基调。诗歌之于这些农民工，既是个人生活的真实记录，同时也是他们超越此岸苦难生活的灵魂解药，让他们在文字的宣泄中，得以苟活于世。

谈到这里，就不能不指出一个吊诡的现实：从法理上来说，我们仍然是一个工农联盟执政的国家；但真正体现在现实中，工人、农民以及游离于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农民工，却早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最为弱势的阶层。看这部电影之前，我刚好在地铁上读《东方历史评论》唐小兵和王奇生这两位老师围绕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展开的对话，他们谈起当下中国的等级森严和阶层歧视，也是慨叹不已。这个不平等程度严重、身份歧视无处不在的国家，让人很难置信就在四五十年前，还处在一个无比强调平等和劳动光荣的体制之中。如果说毛时代“你死我活”的斗争传统，在当今仍然深刻影响着左右两派的知识分子的话，那么毛时代最有价值的平等观念传统，在当下可谓已经是丧失殆尽。这一点，不能不让人无比心痛。

在这部电影里，出于通过审查和其他可以预想的原因，农民工群体所受到的歧视，并没有刻意去得到展现，但是影片也用一组集体下跪的影像，展现了农民工群体讨薪艰难的不公正待遇。而这样的画面和镜头，在当下中国的主流媒体当中，很大程度上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我们的影视作品总是不厌其烦地展现知识阶层和中产阶层富丽堂皇的生活，高楼大厦和霓虹闪烁仿佛已经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全部。如果说这种华贵幻像是资本主导的结果的话，那么在针对农民工的相关政策制定方面，我们清晰看到的，就是资本与权力合谋的景象。在修改新《劳动合同法》和降低社保费率的改革中，媒体上通篇累牍的都是高层官员和企业家的呼声，偶见学者，也一律是从资本和经济效率角度考量问题，而这些政策最影响的最重要的主体——农民工们，却始终无缘发声。他们默默地承受了劳动保障和福利待遇进一步下降的恶果。看到片中陈年喜半身不遂的父亲，看到老井那些悄然死去的工友，每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不得不对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做出反思。

影片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诗，是“美人济贪，英雄济富，没有人上过梁山”，我跟未婚妻不约而同地拿出手机，记录下了这个诗句。透过这句文字，可以清晰地看出：以这些诗人为代表的农民工群体，对于现行社会生态有着清醒的认识，也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的清醒与真实，才使得他们的绝望更加地痛彻心骨。用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里的记述来说，就是：现代社会的最为可怕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把每一个有力量的人，要么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要么将其推向边缘群体，使其无从反抗。于是，对于认识到这一点的诗人来说，死亡或许就是其反抗和挣脱宿命的唯一方式。

尽管对于农民工群体，主流媒体少有关注，但这并不表示社会上所有人都会漠视这一群体的生存境遇。如果跟二十世纪上半叶共产革命时期的中国做一个对比的话，就会发现：当下这个时代，最为关注劳工群体的独立电影导演和独立音乐人，其本身也跟劳工群体一样，同属游民阶层；而半个多世纪前承担发动劳动反抗的主体——知识分子们，在当下关注劳工群体的人群当中，却处于缺位状态。除了类似香港理工大学的潘毅、南京大学的朱力等少数几位学者之外，大部分的中国学者都在所谓课题项目制的支配和城市中产阶层的自我认同与想象之中忙碌，根本无暇顾及劳工群体的生存状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参与本片的吴晓波、许知远、袁岳等学界、媒体界和商界精英公开为劳工阶层发声，应该是一件非常值得欣慰的事情。即使这种发声只是一种姿态，这种姿态也比冷漠和沉默来得有价值得多。只有精英阶层中正视劳工境遇，并且推动改变这一状况的人越来越多，中国才有希望摆脱阶层断裂和社会离散的悲观前景，走向一个相对稳健的未来。

最后，向所有为本片做出贡献的人致敬！

2016.5.22晚作于竹林斋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这是影片主人公之一陈年喜的一句诗，之所以拿他来做标题，因为这是全篇我最喜欢的一句诗。

《我的诗篇》不仅仅只是一部电影，还有出版的同名诗集。因为对工人诗歌这个题材的兴趣，在一年多前就参与了诗集的众筹出版（虽然本人从不读诗，也很少读文学作品）。半年前又参与发起了这部影片在北京的一场众筹放映，同时也协助了其他场次的众筹观影活动，当然也观看了这部影片不止一遍。

这一路走来，我认为《我的诗篇》已经不仅仅是一部电影了。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同样是对制作公司以及每一位众筹发起人和每一位认真看这部影片的观众的写照。

一家很小的制作公司，拿着从京东上众筹来的仅仅30多万的资金就上路了，去拍了这样一部小众得不能再小众的电影，而主人公可能是你我平时走在路上很可能会绕着走的一个群体，但就是这样一个群体里的一些人，却在做着你我这些人从来不曾做过的事情——写诗！

影片制作出来了，也几乎拿遍了国内为纪录片设置的所有奖项，但是，没有发行公司愿意发行，无法公映。朋友们，还记得方励的下轨和《冬》的惨淡吗？这是中国电影市场的悲哀！但这部电影是幸运的，靠着爱好者的力量，在全国各地开展了百城众筹观影的活动，历时近一年的时间，目前已经成功发起了800多场，离众筹成功1000场的目标也指日可待了，无意中创造了一项吉尼斯纪录。还因此走上了申奥之旅，成为一支少见的民间代表队，而且英文版诗集也在美国众筹出版。能否申奥成功已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的观众今后再使用苹果的时候，可能会想到在遥远的中国深圳，有一位年轻的工人诗人许立志，因为某些原因选择跳楼自杀。更幸运的是，影片终于找到了愿意发行它的公司，全国公映离我们已经不再遥远。

这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我想每一位众筹发起人最深有体会，患有“重度码字恐惧症”的我，竟然在放映结束后写了长达1万字的众筹总结，真真把自己给惊着了，现在又来到豆瓣发表自己的处女评，没有优美的文笔，但有真挚的情感！

这“低微的骨头”不仅仅是影片中的六位主人公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庞大的群体，同样也是和我一样的这800多位众筹发起人，以及每一位认真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更是千千万万坚持自己的理想不放弃的芸芸众生。因为有你我的努力，才有了这寸寸光阴的改变。

每一个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都会从不同的角度有自己的解读，社会的现实，生活的艰苦，自己的渺小，以及种种的无奈，你的解读体现出的很可能正是你过去的生活经历，而我的解读更多的是生活的不易和心中的那份坚守。

长篇大论的影评我不擅长，豆瓣上有很多写得很详细很不错的影评，朋友们可以去看，比如《劳动者身份的尴尬错位》这篇，作者因为看了这部电影，感动于这些人这些事，写了这篇广受好评的影评，再后来成了一位和我一样的众筹观影发起者，而这样的发起人还有很多很多……

我只说几点我最有感触的地方。农民工睡在地下室里讨薪的那段，非常的短，我印象中只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但给我内心的冲击非常大，同一片蓝天下，如此强烈的对比。我很好奇当时在旁边玩滑轮的那些年轻人，他们看到为了讨回自己的血汗钱，不得不睡在地下通道的、这样一群衣着褴褛的农民工，心中真的是冷漠的吗？如果是我，我恐怕很难再继续滑下去了。

有很多朋友觉得这段太短了，可我想这可能跟我们电影的审查机制有关，能呈现出来恐怕就已经不易，这部电影最大的意义是有机会让更多的观众看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听到这个群体他们内心深处真正的声音，更好得让不同阶层的人进行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以往从我们的角度居高临下对他们的解读。所以我想制片方可能也是出于这样一种心意，不得不对影片的内容做一些取舍。

兵马俑的那段，人生中有太多的无奈，我们无法选择，只能被动的接受，虽然我们很多人不是流水线上的工人，却过着机械般的生活；当看到陈年喜给卧病在床的父亲理发时，让我想起了13年自己的父亲因一场意外住院时的陪床经历；看到邬霞在半夜穿着吊带裙，用玻璃当镜子，既有心酸，又是苦中作乐，生动活泼；乌鸟鸟找工作时的处处碰壁，谁又没有这样的经历；吉克阿优对民族传承的困惑，让我想到了自己家乡的旧村改造，四百多年的村落1200多户乡亲，仅仅一年就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将是一栋栋20多层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这样彻底的铲除与重建，难道真的就是好的吗？如今，对家乡的回忆只能从别人拍的照片里获得……

看过这部电影的很多朋友都会和我一样，想起自己，想起身边的朋友和家人，因为我们和影片中的六位主人公一样，都是普通人，他们经历的我们曾经或者也正在经历，影片讲述的是他们的故事同时也是我们的故事。

最后我想说的是，这不是一部靠你的双眼就可以看懂的影片，它还需要你带上心灵，如果你的心是浮躁的，你很难发现它的好。借用一位朋友在观影后的话，每个眼睛看到和理解到的都不同，所以我不知道好和不好的临界点在哪，只觉得这些工人的诗歌让我在浮躁的社会能将心下沉，沉到650米的地心……

一部走心的电影，等待走心的你去欣赏它......

工人，在中国，人数接近3亿的劳动群体，日益被边缘，他们从公众视野中退场，失去话语权；与此同时，都市白领阶层逐渐崛起，开始成为时代的主角，成为舆论的掌权者。生活境遇的巨大差距，以及迫于生存压力而对自身生活世界的过度聚焦，使得人们逐渐失去对其他群体的兴趣，隔阂日益严重。
《我的诗篇》，试图将工人群体拉回都市白领的视野，实现阶层之间的交流与理解。但是，这将首先面临两个难题：一是两个群体之间难有交集，不易形成情感共鸣；二是以外人的身份去观察和记录工人群体，难以还原当事人的真实感受。
影片很好地找到了“工人诗歌”这一突破口。它不仅是都市白领、知识精英乐于接受的形式，而且是工人群体对其生活的主位讲述。诗歌，成为两个群体之间对话的通用语言，成为能穿越群际隔阂的声音，带领观众去阅读工人群体的世界与心灵。
工人诗歌，也是影片的情感基调，全片以此为主线，来组织视听语言，让纪录片本身转变为一首工人们的诗篇，来放大和渲染工人文字中的情感。但是，工人们只是使用了“诗歌”这种“廉价”的语言，并没有资格获得电影这种由白领阶层掌握、由资本运作的工业化语言的写作权，全片由导演完成了诗歌到视听语言的解读与转译，工人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太多机会。可以说，这部影片是在消费群体间的隔阂，以及由隔阂产生的讶异与震撼，但是影片在拍摄与营销过程中，并没有尝试去消解这种隔阂本身，工人们写完诗歌之后就退场了，电影完全成了导演个人作品，并没有表现出一些诚意的倾听姿态。
最后，不少观众们被深深感动了，但是让他们感动的是电影，并非诗歌本身；是导演在影片中的情感铺陈，并非工人的生活世界；是导演的讲述，而非工人自己的声音。我们对他们的生活依然知之甚少，只是充斥着大量一厢情愿的想象。可见，工人群体的声音在进入社会舆论时，依旧要被其他群体决定其模样。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我的诗篇》至少让工人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各地观众众筹观影的热情，也让我们看到，实现群际间对话与理解的乐观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