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玲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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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从电影《阮玲玉》说起。

1992年，28岁的张曼玉凭借此片获得柏林电影节的最佳女演员银熊奖，可谓一战封神。

能够主演《阮玲玉》这样的传记片对于任何一个女演员来说都是极其幸运之事。她是这部影片的绝对中心，是导演关锦鹏和编剧邱刚健创作的核心用力点，其余一众大小人物都要陪衬她烘托她，围绕着她打转，仿佛各人都有一道光打在她身上，照见她的不同面向。

就人物精雕细琢的程度及其所折射的光华而言，《阮玲玉》之于张曼玉不亚于《霸王别姬》之于张国荣。影片中的数场戏中戏（尤其是复演《神女》中点烟的那组镜头），影片接近结尾处的那场交际舞，以及贯穿影片始终的大量特写，都显示了表演者让人叹为观止的肢体和表情的表现力和控制能力。

但这还不是这部影片的表演之魂。作为一名女演员与另一名女演员隔着半个多世纪的对话，《阮玲玉》借张曼玉之力在华语电影中重新诠释了女演员的性感。一个死于“人言可畏”的女星，在这种重新诠释中散发出一种主体性的光芒。在影片的纪录部分，张曼玉说自己印象最深的是阮玲玉身上“骚到骨头里”的魅力和迷人的笑，我们被《阮玲玉》吸引，恐怕首先是被张曼玉表演出来的性感吸引。在文本层面，这种性感参考的是好莱坞的德裔女演员玛琳·黛德丽（参见影片中阮玲玉和蔡楚生的对话），在表演层面，张曼玉将一种具有攻击性和杀伤力的性魅力潜藏在绵柔温润的外表之下，于无形中俘获他人的欲望，而避免成为欲望的对象。

无论中外电影中，女演员的性感普遍难逃一种被凝视被观看的客体性，“性感尤物”和“花瓶”这样的修辞，指向的都是这种客体性。但观众绝不会将这样的词用在张曼玉的阮玲玉身上，她的性感极具张力又同时拒绝男性凝视，这是阮玲玉这一角色的反抗性和《阮玲玉》一片的反叛性的影像核心，虽然是以润物无声的方式传达出来的。

《阮玲玉》在张曼玉的职业生涯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此前她已经累积了近50部影片的表演经验，距离《旺角卡门》这部对她的表演具有启蒙意义（用她自己的话说是“开窍”）的影片也已过去三年时间。人们已经在她的数部作品中，并将在她更多的作品中看到一个天才演员的层层蜕变和步步成长。

我们能从张曼玉身上观察到一个天才女演员和香港电影之间的复杂的互动关系。

其一，是香港电影工业对女明星个人的千锤百炼，既包含了高强度和高产量，也包含了“花瓶”这种性别刻板角色的重复性输出，在这种工业中，绝大多数女演员，尤其是在工业中被归类为性感的女演员（比如王祖贤，钟楚红）都不可避免地重复“花瓶”的命运，以巅峰期一年十部影片左右的产量生产着类型角色，并在人到中年后退出行业。张曼玉在刚出道的四五年间，也一直挣扎在“花瓶”的帽子下；

其二，是香港电影在艺术维度上对天才演员的发掘和滋养。是王家卫发现了张曼玉身上天才的一面，并指点了她，同样，也是王家卫启蒙和指点了梁朝伟（参见《阿飞正传》结尾两分钟的长镜头）。王家卫对张曼玉的指点，其实就是提供给她足够的表演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演员可以摆脱“动作——反应”的工业惯性，使表演成为表达。于是有了《旺角卡门》里那场著名的告别戏，仅靠肢体和表情深入地表达一种极致的情绪，这是一个天才演员的表演特质，这种特质将逐渐形成风格，成为张曼玉日后作品的标签。

其三，是天才的特质得以确认后，作为一种新鲜的能量反哺电影工业。

张曼玉曾说，自从《旺角卡门》让她开窍后，角色仍旧是那些角色，但对她而言一切都不同了。

这仍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今天的人很难想象，张曼玉出演《阮玲玉》的同一年，她一共拍摄了十部影片。《阮玲玉》拍了三个月，是张曼玉第一部同一时间只拍一部戏的影片，之前都是两三部同时拍。而她以这样的速度产出，质量仍然高到不可思议。1993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上，张曼玉有两部风格迥异的影片同时提名，从而出现了自己跟自己竞争的凡尔赛局面。一部是这部非常安静的《阮玲玉》，另外一部则是非常热闹的武侠片《新龙门客栈》。

如果说张曼玉是《阮玲玉》的绝对中心，那么到了《新龙门客栈》中，她则展现了一种将所有注意力近乎豪横地拉向自己的能量。她扮演的人肉馒头店老板娘金镶玉，八面玲珑艳光四射，综合了黑色电影中“致命女郎”（femme fatale）的危险性和徐克电影的活泼性，再次拓宽了性感的边界。如果说《阮玲玉》拒绝男性凝视，《新龙门客栈》则是在调戏和挑衅男性凝视。华语电影中到目前还找不到一个能超越金镶玉的类型角色。

下一年，张曼玉和徐克导演再次合作，出演《青蛇》。《青蛇》仍然关乎性感，张曼玉此次诠释的是一种兼具天真和野性的蛇妖的性感。这个角色在片尾时陡然严肃，她在正面特写镜头里用介于悲悯和轻蔑之间的目光凝视着已经丧失五感的许仙，通过这种主体性意味浓厚的长久凝视，张曼玉让观众在瞬间感受到了小青的觉醒，以及觉醒后面的伤痛。这是一种对男性凝视的报复。

即使放在世界电影里，像张曼玉这样可以将性感演绎得千变万化的女演员也凤毛麟角。多数女演员只能表达一种性感，即她自身的性感向角色的溢出，而张曼玉表达性感更像是角色的灵魂附体。如果试图找出这些千变万化的角色的共同之处，那就是一种岿然不动的主体性。这是来自于张曼玉本人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也可以看作她的作者性。

与此同时，我们还能在这些角色身上看到一种高度精确高度控制的表达能力。自《旺角卡门》之后，我们很难在她的作品中看到失去控制和节制的时候。精确度和控制力，在某种程度上是黄金时代香港一流演员和一线艺人的共同的自我要求，为达到这种要求的必要努力和付出，通常被人称赞为敬业精神。

张国荣去世后，张曼玉在《电影手册》上追怀他时，有这样一段回忆：

“记得《阿飞正传》的某夜班戏，我特别注意到一件事，我们正准备拍当晚最後的一场戏，当时已临近天光，那场戏讲述我的角色回到那个伤了她心的男人家里，执拾私人物品，镜头是向著我的，你只会看到他的背部，而最後他会离开镜头返回房间，当时每个人都很疲倦，我们心中只想著一件事，便是早点拍完可以回家睡觉，当工作人员忙於打灯及准备镜位时，我看见Leslie独个儿的在彩排，他要练到那走向走廊尽头的脚步声最准确为止。《阿》片是早期同步录音港产片的其中一部，当时Leslie已经意识到这些细节对整部电影及演员的重要性，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我必须承认我已静静的向他偷了师，在我日後的电影中大派用场。”

《阮玲玉》之后，张曼玉彻底告别了“花瓶”身份。此时的她，对内，已经完成了从明星向演员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应该开始于《旺角卡门》，当时她认识到“明星只是一时，演员却是永远”），对外，开始以“奖在我手里，你们讲什么我不理”的态度叱咤香港影坛。她成为了华语电影中戏路最宽的女演员，什么类型的影片和角色都能演，也不依赖任何导演，不和任何一位导演长期绑定。很多时候不是导演在加持她，而是她在加持导演。只要她出现在影片里，她就能自动成为影片的能量中心，牢牢抓住观众的视线。

1996年，张曼玉出演《甜蜜蜜》，那个又哭又笑地确认豹哥尸体的特写长镜头将她的演技推向了神坛的位置。这个镜头她本人并不够满意，熟悉她作品的观众或许还能想起这样一组谱系来，除了上面提到的《旺角卡门》和《青蛇》，还有《爱在别乡的季节》里她终于拿到签证后对着梁家辉喜极而泣的镜头，《滚滚红尘》里她去陋室里看望林青霞、两人相拥时笑中带泪的镜头，以及《东邪西毒》里肝肠寸断、仿佛生命在一寸寸枯萎的镜头。导演们多喜欢用特写长镜头来表现这些片段，这种镜头选择或许未必是影片美学的内在要求，而是为了记录下张曼玉表演的完整性，一种混合了爆发力和控制力、深度和丰富度的完整性，并将之作为影像上的华点。

在华语电影中，像张曼玉这样戏路宽广而表演风格又深而细的女演员，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个。即使在男演员中，能够跟她对标的，似乎也只有一个梁朝伟。而这两人，风格既可以对接，早年又同样受益于王家卫的点拨，却造化弄人般地在多部共同出演的影片中擦肩而过，一直要等到2000年王家卫的《花样年华》，才有了第一次对手戏的合作。

《花样年华》是一部彻底的二人戏，所有的表演张力都要在两个演员之间发生。影片的大设计是束缚感，用紧身的旗袍和西装束缚住两人的身体，将禁忌之恋的表达出口紧紧局限在微表情和微动作上。但在创作方法上却是王家卫将王氏即兴创作方法贯彻得最彻底的一部影片。张曼玉在这部戏拍摄的前期可能遭受了《旺角卡门》以来最大的挫折，她以往的表演方法建立在对人物的完全掌握上，而这次在《花样年华》的片场她对人物几乎毫无掌握。

习惯了王家卫的梁朝伟则表示掌握过多的信息会限制创造力。在两人的搭档关系中，梁朝伟是更放松的那一个，是他的放松能力某种程度上帮助张曼玉进入一种即兴创作的氛围中。而张曼玉是能量更多的那一个，她能激发对方的创作热情。这是一种互补的创作关系。

在张曼玉的作品谱系中，《花样年华》应该是《阮玲玉》之后第二部精雕细琢的影片，而且雕琢程度有过之无不及（拍摄时间长达15个月）。影片展示了一对完全处于同一个交流频率的灵魂搭档，在极细微处来往碰撞的能量流动。这对演员来说，是一种巅峰体验。

《花样年华》的合作，因其难以超越而有一种历史终结的意味。其实这部影片在很多层面都有一种历史终结的意味。香港电影此时已经盛极而衰，黄金时代悄然落幕，《花样年华》就像是落日余晖中最璀璨的一抹颜色。

张曼玉的艺术生命，很大程度上和香港电影的生命力共生，她本人的创作量已经从九十年代末开始剧烈减产，逐渐进入一种“永远有档期，又永远无档期”的令所有人都既期待又无奈的阶段。已经拍过近八十部影片，演遍各种类型的电影和角色的她，对所有的演出邀请都报以审慎而挑剔的态度，她既因为语言问题拒绝过侯孝贤的《海上花》，也推辞过蔡明亮，更数次拒绝出演好莱坞电影中作为他者的花瓶角色。

就国际影响力而言，张曼玉在欧洲的知名度远远高于她在北美的知名度。1996年，她出演了法国导演奥利维耶·阿萨亚斯的独立影片《迷离劫》，在一部虚构的关于电影的电影中扮演她自己。这部影片在创作上的原动力来自于阿萨亚斯对张曼玉的迷恋，在他眼中，张曼玉的气质既摩登，又有一种默片时代女明星的古典之美。《迷离劫》的故事情节是法国电影圈邀请香港女星张曼玉复演1915年的法国电影《吸血鬼》。阿萨亚斯巧妙地张曼玉处理成一个镜像角色，影片中法国人将张曼玉视为他者，这是一个东方演员在西方的真实处境。阿萨亚斯有意地暴露这种他者性，并以这名他者为镜，反思法国电影文化的自我中心主义。在这个意义上，《迷离劫》是一名具有自省精神的西方电影作者以最有分寸的方式接近和理解一名东方女演员。

2004年，阿萨亚斯为张曼玉量身定做了一部《清洁》，张曼玉的形象在此片中得到了彻底的去他者化处理。她扮演了一个嗑药的摇滚歌手（同时也是一个为生活挣扎的母亲），操练着熟练的英语和偶尔的法语及广东话，以彪悍的姿态游走在温哥华、巴黎和伦敦之间。这是一个彻底国际化的形象，既跟移民问题和身份问题毫无关系，也跟东方性感毫无关系，人物由表及里都以硬度与锐度见长。影评人Roger Ebert说，仅从技术角度而言，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女演员能胜任这样的角色。张曼玉凭此片在戛纳电影节封后，成为第一位获得戛纳最佳女演员的亚洲演员。

《清洁》是阿萨亚斯对张曼玉爱意深沉的表现（尽管两人当时已经离婚），因为他尽最大的可能让张曼玉在一部西方电影里实现了去他者化，让世界（尤其是欧洲）认可了一位东方女演员非常硬核而纯粹的演技。被他者化，基本上是华人女演员国际化之路的宿命。在华语电影史上，从上个世纪的黄柳霜到这个世纪的巩俐和章子怡，如果想走国际化之路（尤其是进军好莱坞），很难逃脱这样的宿命。

张曼玉或许是华语电影中最高格的演员，任何时候都牢牢把握着自己的主体性，任何时候都不会降格以求。她是许多演员心目中的理想，大概只有演员同行才能真正心知肚明她曾经达到的遥不可及的专业高度，以及支撑这种高度后面的一颗强悍而自由的灵魂。

其实她还是很多人心目中做人的理想。不被盛名所累，从不重复自己，永远活在他人对她的定义和期待之外。

她还曾说过“人不一定要美，美不是一切，它很浪费人生”。当一个人追求自由和有趣时，很多东西都可以抛下，包括这个让世界上多数女性尤其是女明星负累一世的对美的要求。

她甚至也已经抛下了电影，这或许是华语电影的遗憾，但却不是张曼玉的遗憾。

以纪录片的拍摄方式，穿插阮玲玉女士的原片与张曼玉饰演的画面交织，又附着老影人的采访与演员张曼玉自己的感受，可谓创造出了时空变换的美感与意境，让人不禁为这一代玉人的一生惋惜与深思。“人言可畏”，成为经典绝语。 一代电影明星阮玲玉的一生波折辛酸，由璀璨的荧幕生涯到黯然的个人生活，皆成为后世怀念与争论不休的话题。其与张达民，唐季珊，蔡楚生的感情纠葛让人唏嘘不已。影片《阮玲玉》独特的叙事方式将对演员现实生活中的访谈和阮玲玉时代的故事穿插起来，就像有人说的是“戏中戏，景中景”。演员既要演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又要演电影中的人物，有的还要演电影中的人物演的角色。就拿女主角张曼玉来说，她既要演张曼玉，又要演阮玲玉，还要演阮玲玉演过的人物。但是这种方法让我们更加贴近角色本身增加了我们对剧中人物的理解。阮玲玉与热闹的世界始终有一点隔离，作为演员在别人的世界里活久了，就有点出不来了。或许是她演绎了太多的悲剧女性导致她在生活中也充满了浓浓的忧郁。虽然带着些忧郁但是她的美是惊人的，她的气质是无法掩饰的。她是勤奋的，为了演好《野草闲花》序幕中在冰天雪地里一位母亲因为没有东西给孩子吃用自己的血来喂她的孩子，她久久趴在雪地里体会着。她是善良的，她曾对唐季珊说“我这个人最受不了别人对我好，谁对我好，我会发疯般对他更好”，她至始至终都惦记着她的家人，对于张达明她也是仁至义尽了，但是这个男人太无耻了，他也许不是让阮玲玉走上自杀道路的最根本原因，但是也是促使她走上自杀这条路的直接推动者，说阮玲玉是被他逼死也不为过。她是无奈柔弱的，当流言袭来，面对周围人的冷漠，她不知如何去抗争，只能哀叹人言可畏。她又是坚强的，当面对这一切流言时她敢于用死去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