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死不如赖活着

关于这部片子，我能告诉你的，不外乎为一个悲剧性的家庭故事。这样的故事，在当时的河南省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艾滋病“重灾区”，几乎每天都在上演。那些天，在死亡阴影笼罩下，人们每天都在告别，习以为常街头同时出殡的队伍，此起彼伏的哭泣声；而在四周惴惴不可终日的恐慌中，五人就有四个都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被死神扼住咽喉的一家人，面对可以预见的死期，他们将该如何存活？

故事并没有因为AIDS变得意外悲壮，镜头始终节制，这样一个独特的题材，导演并未用力。同期采访小心翼翼，不带任何侵略性，只问小孩已经感受到的问题。导演的谨慎使得该片持有了强烈的纪实性，画面简单拙朴，却真确传递了马深义一家面对生命终极层面的展现，直入人心。

 “夏至”、“大暑”、“中秋”、“霜降”、“立冬”、“冬至”、“春节”，导演用了二十四节气的轮回来剪辑影片，草木兴衰短短一年，马深义一家所经历的悲欢离合足以让大女儿马宁宁懂得什么叫骨肉分离、什么叫生离死别。二女儿马荣却还浑然不知，无法了解妈妈的逝世的事实，追问着爸爸为什么不用再去西头的卫生所；最小的孩子马占槽，虽然每天都要拉几次稀，也慢慢学会扶着小车子行走。春节那会，马深义给孩子们都穿上了新衣衫，二女儿唱着“新年好呀，新年好”，这个家开始有了欢声笑语，马深义也谈到再婚的事情，“这事成不了，她意思上嫌我小孩多”。但是他看得开，再怎么穷苦都不能丢孩子，马妞成绩好就该奖励。按照习俗，墙上贴的是紫色的对联，明年是绿色，后年就是红色的，但谁又能保证呢？想到孩子的未来，会让人们心里发凉，这个家庭唯一幸存者马宁宁，被询问到照顾弟弟妹妹为什么不害怕被家人传染上时，低着头没有吭声。

影片开始母亲雷妹躺在床上歇斯底里的喊叫，她说这样能让心里舒坦一些，迄今这位善良的农妇也不清楚到底艾滋病是什么东西，她只能靠一遍遍的拜祭神牌来缓解内心的痛楚——她和丈夫是卖血感染，两个孩子是母婴传播感染。一直愁眉不展的母亲只有在说到年轻时“红火”的情景，脸上终于有了一时笑容。但她无法逃脱未来的残酷，孩子的病始终压在她心头，以至后来死去后都无法瞑目。讲到心里的苦时她张开双臂用尽力气在空气中猛的一抓，让人不禁凛然一惊。而马深义在妻子去世之后，挑起了整个家庭的生活重担，默默承受命运的不公。影片在美国放映时观众说马深义要是在他们国家就是个英雄，但在中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一场疫病发生，数以百计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家庭土崩瓦解，如果没有记录，没有寻访与见证，人类对于自身命运的关注，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将失去记忆的土壤，生命本质的探讨会越来越浅薄，越来越冷漠。

中国的“新记录片运动”始于1980年代末期，DV的出现释放了被过往技术束缚住手脚的人们，激情喷射而出，所有这些被内心疼痛搅动得坐立不安的人们，扛起一台机器，止住了迷惘的蔓延，对人性发出尖锐的审问。他们选择了一条颠簸流离的坎坷道路，不再躲在体制内拍着一些无关痛痒的片子，依靠独立力量甚至是冒着生命危险向我们展示生活的真相，置身其中记录生、老、病、死，记录爱恨纠缠和世事无常；他们也会被生活的真相时时拷打着良心，当陈为军举着DV拍着苍蝇在躺在拖车上雷妹口中进进出出，当他在丰收的院子看到天真烂漫的小孩嬉戏、马深义独自一人冒雪上百日坟时，内心不是没有过挣扎，但是，他坚持着，因为这是他所要背负的责任，作为一个记录者。

影片只采用了两段配乐，是陈为军请一位原军队文工团老人唱的，他的儿子和儿媳也因艾滋病去世。戏曲分别是上蔡县《张产儿》和老人自编的关于文楼村被艾滋病侵犯的小调词曲，苍凉朴实，久经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