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

昨天看了记录片《可可西里》。

因为做过关于藏羚羊的专题了，所以在内容上并没有觉得陌生。但是在亲眼看了画面之后，却感到了灵魂的一丝颤动：西藏，高原，可可西里，真的离我们太遥远了！

这种遥远不是实际的距离，而是精神上的差异。就算你站在他们身边，你也走不进他们的心。那是灵魂和信仰的世界，是需要我们敞开灵魂去接近的陌生。

可可西里，藏语的意思是：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

没有编制，没有资金，没有武器，物质上极端匮乏，随时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每一次分手，都可能是永别！有时候还要偷着卖些羚羊皮来为行动提供经费，而这样的活动，同样是他们打击的对象！你能理解吗？
可可西里巡逻队，他们保护的，不是国家的自然保护区，而是自己的家园。你能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吗？

我看到了铺满一地的藏羚羊皮，我看到了剥完皮后的累累白骨，那是让我们咬牙切齿的残忍。可是当我看到了盗猎者无助的眼神，我却无法简单地谴责他们的犯罪。
他们的罪恶，难道不是我们的罪恶？他们的苦难，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苦难？

被称为草原上第一剥皮手的马占山，原来是个牧民，放过马，放过羊，也放过骆驼。可是后来，草原变成了沙漠，牲畜没有吃的了，人也没有吃的了，只好去干播剥皮的活——剥一只藏羚羊皮挣五块钱！是谁破坏了他们的牧场？是谁把他们逼上了盗猎藏羚羊的不归路？

藏羚羊的命运，是可可西里的悲剧，是欲望的魔鬼对人类精神的一次摧残，

我记住了队员们在夜晚唱起的那首歌：
似流水似流水似流水．．．
阿妈，不管我走到天涯海角
我都会回来，我都会回来，我都会回来
天上晶晶的白云啊，请捎去一封信
我思念您思念您
我在心里为您祈祷．．．

这是吟唱在一个民族灵魂深处的声音啊，它也许已经流传了几千年，它还能继续流传下去吗？现代化的盛世福音，淹没了遥远的神灵世界，也污染了人们的精神空间。我们能想象那个纯粹精神的世界吗？
“你看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脸和手特别脏，但他们的心特别干净。”
是的，他们的心特别干净，象青藏高原永远清澈蔚兰的天空。

从雅克贝汉的《希玛拉雅》到陆川的《可可西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一个跟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荒凉而辽阔的生命禁区，那是信仰者的真境花园。如果我们无法真正的理解，就让我们保留一分宽容——让那片土地永远远离喧嚣的滚滚红尘，让精神静静地栖息，为了他们，也为了我们。
 
发表于2004-10-16

从芝加哥返华盛顿的飞机上，一个金融界的白领还问我能否在西藏找到世界上最珍贵的羊毛。他的梦想就是能拥有一件这种毛制成的名贵衣服。他把这种皮毛的优质与显赫对我述说了几乎半个小说，他的眼里闪闪发光。他说可惜这种羊毛交易是非法的。他问我能否出钱让西藏人帮他找羊毛。我问，为什么这种羊毛是非法的？他说因为它们濒临灭绝。我说难道不能人工繁殖它们然后每年剪毛么？他说应该是可以的吧，可能是因为它们的毛长得太慢了。

从他与我的对话来看，我觉得，他是真的不知道，获取这种羊毛的唯一方式是猎杀。

我痛悔一个多月以前没有看过这部片子，不然我将在飞机上痛彻心扉的跟这位金融白领说，对你来说，这只是一件衣服，但你知不知道对于另外一方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你何必为了一件衣服，去残害如此多的生灵？

巡山，立法，逮捕，缴获，这些都不能最根本的解决问题。也许这部电影如同《Blood Diamond》一样，能够从根本上告诉所有的买家们：请你们不要再热衷于拥有藏羚羊毛的制品了。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宣传与报道，像这部影片一样去敲打消费者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面向国际上的有钱人们制造一个保护藏羚羊的campaign或许比拘捕捕猎者们更为有效。因为，金钱与利润必定是决定一切的东西。一旦降低市场需求，所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陆川是我们这些人都比较认同的导演。和我们是一代人。
昨天中央10的《人物》又放了一遍他的专题。看起来很过瘾。我也想狠狠地听几遍许巍的歌。
专题片纪录了陆川从《寻枪》，到《可可西里》的过程。
他是一个真正的导演，他的意志非常坚定，愿望非常强烈，虽然他看上去没有那种霸气，但他要做的，就决不妥协。
不妥协并不是生活中最适合的做法，但却是一个表达者必须的手段——妥协便是表达的障碍。
有人说他简单粗暴，那就对了，坚强，冷酷，执著，不这样我们看不到真正的陆川的电影。
稍微有点残忍，或者说干脆就是残忍，又怎么样呢？因为别人最终看到是这部电影，失败的时候，不会有人关心原因。
专题的结尾，主持人引用了陆川自己写的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关于欲望和理想。大概意思是说，年轻的时候，大都是有理想的，美好崇高，超越一切。但是恐怕，活着活着，就变成只为了填补内心的欲望。
多富有哲理的一句话，让我想了半天，欲望、理想，但好像是一回事。我看他在可可西里，让演员们穿过冰河的时候，那种满意的激动不安的表情，好像离填充了欲望更近。
或许，理想，是靠不断地填充小小的欲望，最终实现的。而未实现的，便是在填充欲望的复杂过程中，迷失了理想。
实现理想要不顾一切。“可以为崇高的理想，humble地活着”，这是他摘自《麦田守望者》里的一句话，一直激励着自己。
陆川是有激情的。让我想起我的同班同学，和我电影学院毕业的老师。
活到现在，还手持理想的，大概只剩两个人了。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愤青。他们现在做的一切都似乎是为了生计，而内心永远激荡着梦想和激情。可是，他们又没有陆川那么绝对——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人遇到诱惑毕竟是会变柔软的。
所以，愤青也慢慢地安于现状了。
理想是有限的，欲望是无穷的，无论你最终有没有实现理想，最后都要受制于填补欲望的生活程序。陆川说的对，包括他自己。他的理想实现了——拍电影，非常纯粹地拍电影。有一天，他会成为大师，有一天，他脸上会因为这么多年的坚持沉淀出棱角分明的霸气。愤青的沸水冷却成大师或工匠般的经典或程式。拍电影，其实只是满足了他表达的欲望，一个快乐的稳定的工作。
就像谁也免不了一死一样，谁也免不了这个过程。
理想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欲望是让可能变成更多可能。理想是锋利的，欲望是魅惑的。
所以，我最喜欢，是那些才华横溢的人初出茅庐的第一笔。那时候最能看到激情澎湃彰显出的勇者无惧，那种辛辣，芳香，浪漫，稚嫩，浑然天成，毕生之中，只此一回。

2005年6月22日写就。

仅从题材上来说，《可可西里》的命题无疑是悲壮与形而上的，它包含了生命、信仰、生存境况、人文关怀以及环境和谐诸多当代语境下时髦的哲学词组。在这一点上，导演陆川再次表现出了在他头一部电影《寻枪》里就表现出来的乖巧以及对主题遴选的敏感。导演陆川显然是一个聪明人，他很懂得在这个无论是下里巴人还是阳春白雪都早已无法打动观众情感的时代，以都市白领为主体的受众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冲击与提醒。没有什么比返回原始状态下的直接冲撞更能满足这些早已在朝九晚五的生活中习惯性麻木的人们的情感需求了。

虽然是故事片，不过全片里导演采用却是一种类纪录片的手法，这似乎已经成为了当代包装成“现实主义”风格的电影的一个标签。在这里我们暂且撇开电影表现手法的问题不谈，只从电影内容来谈谈导演的创作动机与片子背后所体现的文化图景。

也许出于更深的拓展主题的目的，在片子里导演试图不着声色引入两个对于都市人虽然陌生却兼具视觉与情感双重冲击的异域场景：天葬与流沙。遗憾的是，对于一个足够严肃并且对藏文化有一些了解的观众来说，这种努力却只能取得适得其反的效果。在这里有必要来普及一下这两个中国西部地区地理与文化场景的一些常识：天葬是藏族人对待自己死去同胞的一种宗教化的埋葬仪式，通常是用刀割开死者的皮肉，用石头敲碎骨头，将处理后的遗体置于高崖顶层以供路过的兀鹰吞食。正因为它的宗教化，所以在进行天葬的时候气氛会十分的肃重，而且天葬有着举行的特定时间与特定地点，通常会是天还未亮的凌晨时分的悬岩顶部，进行天葬时除了死者的亲友和必要的仪式主持者外，还有会一些专门负责看护秩序、防止外人参观的人员。清楚了这些，我们再来看电影里的天葬镜头，就可以发现导演有意无意犯下的错误：电影里的天葬是在正午时分一个很普通的土坡之上，一群表情麻木的人四散于遗体周围，而作为第一叙述者的“我”没有得到任务人的允许与阻拦直接就可以过去随便参观。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纰漏都彻底抹杀了天葬所可能带给人的形式与内蕴上的冲击，使得这一切看上去更像一次纯粹对于观众猎奇心理的商业迎合。同样，作为电影里少数几个高潮段落之一的巡山队员被流沙吞没的片段，也有着一些常识上的漏洞——导演显然忽视了，在可可西里这样的寒冷的高原地带，是不可能有流沙的存在而只会有坚硬到机器都无法敲开的冻土。


着重指出这两点，并不只是因为这些情节纰漏的存在而对电影主题的削弱，更多是因为对于这样一部有着形式上裁切嫌疑的电影，这两点无疑是把握电影创作脉动的最佳出发点。如果一定要追问导演在这里的创作动机，给出的解释显然只能是因为导演想让观众看到它们，因为导演比观众更明白观众想要看到的是什么，所以即使不能发生的事情，导演也要求它必须发生——围绕主题取材之时，还有什么能比神秘的藏文化更能迎合都市观众的猎奇口味呢？而这无疑正是一切真诚和诚实的文艺创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所最为忌讳的根本所在，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对艺术无法保持基本诚实、一个只从市场而不从内心自我出发的创作者会可以给观众带来一种艺术上真正的感动。失去了真诚的艺术创作，最后难免沦为一场媚俗的商业煽情。


这种来自商业意识的迎合嫌疑同样存在于电影的角色塑造之上，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塑造虽然早已经成为只存在于革命年代样板戏中的历史文物，但是以一种更为隐蔽形式的对形象的刻意美化依然是当今商业电影的恶俗特征之一，而《可可西里》中导演在人物塑造上所采取的表现手法无疑是这种特征的极佳样本，《寻枪》里曾经依靠主题的后现代而很好掩盖了的媚俗气味在这里彻底暴露。过于形而上的艺术思考常常会被人责于“媚雅”，正如过于对现实的夸大同样摆脱不了“媚俗”之疑。如果有幸看到过那部名为《平衡》的纪录片——《可可西里》一片的原始素材——我们就会责疑陆川在《可可西里》里对痛苦与苦难放大的动机所在。我们会发现《平衡》里的巡山队员原来并不是如陆川所讲的那么悲观与愤世嫉俗，在苦难面前并不会如基督救世般的坚忍。而日泰的原型，那位队长，也没有那么严肃和沉重，他会在大城市的夜市溜达，会大声骂人，面对偷猎者他更不会摆出一幅英雄就义般的圣徒姿态。艺术允许渲染，但是艺术拒绝夸大，尤其是在夸大的同时标榜自己的“现实主义”，而这种失真的夸大仅仅是因为有可能导致更多的票房收入。


诗人艾青之子艾未未对《可可西里》的质疑是直接而有力的：一个在城市出生并成长的人去发掘一个边疆的题材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情，更何况导演最终所裁取的题材是如此的讨巧。对电影的制作背景有足够了解的人会知道《可可西里》曾经有个两个版本的剧本，而第二个现成版本最终的结局也是由原来的大团圆的结局半途修改而来。一个连对自己所真正需要的表达都无法明了的导演是不可想象的，这往往直接导致艺术对市场的妥协，甚至于背叛。导演在电影里对苦难的贩卖正如导演本人在电影发布会上对拍摄过程艰难的祥林嫂式贩卖，我们即使不能说这种贩卖是刻意而为，至少这种商业意识已经让电影本该所包纳价值思考大打折扣。米兰昆德拉将媚俗概括为“把人类存在中基本上不能接受的一切排斥在它的视野之外”，反过来讲，把人类存在中人们乐于见到的一切奇货可居的贩卖于人们的面前以赚取眼球与钞票也许是比昆德拉嘴里的媚俗更深的恶俗。


当《可可西里》最终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凯旋，当导演带着剧组在各种媒体招待会上眼泪涟涟兜售电影拍摄的艰辛，当早已麻木了声光酒色的都市人对遥远边陲拟化出的粗犷生命追捧如潮时，这一切都验证了导演在这场富含目的性与艺术野心的预谋表演上所取得的极大成功。遗憾的是，再成功的表演也终究只是一次表演。从导演精心缝裁的这幅“西域风情”画上，我们已经可以见到一个对表象化媚俗进行超越与深化的时代的到来。

                                     2005-06-18

    刚看完《可可西里》，心里很不是滋味。这部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用真实的镜头讲述了一个生与死的故事。
    日泰队长无疑是一个英雄人物，虽然他也卖藏羚羊皮，但那只是一种使巡山队生存下去的方法——“用死去的羊保护活着的羊”。
    电影中的三个人物是我感触很多，第一个当然是日泰。他那忧郁的眉头似乎到牺牲都一直没有解开过。他是个英雄么？他带领队伍在无人区艰苦的巡山，他抓获盗猎分子，他缴获羊皮，他卖羊皮……对于这个人物我有太多的疑问，人物的原型又是怎样的呢？“1994年1月18日，索南达杰和4名队员在一番激战后，抓获了20名盗猎分子，索南达杰让2名队员将一名被打断了股动脉和另一患有高原肺气肿的盗猎者送到医院抢救，当时靳炎祖和另外一名队员留下来看守。盗猎分子借口让靳炎祖进车喝水休息，突然将其与另外一名队员按倒在地，解除了武装。返回后发现情况有变时，索南达杰与盗猎分子展开了枪战，被打断了腿动脉。5天后，索南达杰保持跪射姿势、已冻成雕塑一般的尸体被发现，而靳炎祖则在被盗猎分子用刀子在脸上刻了字之后活着回来……”一时间，索南达杰的名字写满了各大报纸，人们开始注意这支名为“野牦牛队”的可可西里巡山队。然而“野耗牛队”的覆灭与它被新闻媒介、各种环保组织和公众争相视为英雄团队来得同样悲壮。众所周知的一个事实是，这支始终没有明确身份的“民间英雄”一直挣扎于生存边缘，它的个案悲剧或许是英雄与制度相冲突的又一真实版本。而我们应该关注的另一个事实是，与查获盗猎分子600人，缴获藏羚羊皮近9000张的辉煌战绩相并存的是，近7000张的藏羚羊皮不知去向 ……1998年4月，时任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的靳炎祖带领7名队员在巡逻中，抓获了一个盗猎团伙。在押解途中，他们放走了盗猎人员和一辆车，又把收缴来的藏羚羊皮卖掉，每人分了4000多元。对此，靳炎祖对这一事实毫无异议：“是我主张卖的，哪怕是杀头，我也要担这个责任。”那么，是什么使这位传奇队长说出了如此“豪言壮语”。
    通过影片，我们也可以看到巡山队员的生活状况：大部分人都是临时凑来的，他们凭微薄的工资进行着自认为是养家糊口而非英雄的工作。队员刘栋甚至要向妓女借钱来救自己的队友……而实际情况又是如何？青海是在全国数得上的穷省，野牦牛队所在的治多县更是国家级贫困县，至今还未通电。野牦牛队的大部分队员是临时工，家属没有工作，每月200多块元工资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来源。在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巡逻，野牦牛队每次消耗汽油近万元，加上维修、四十多名职工工资的开支，绝大部分都要由自己筹集。野牦牛队于是和盗猎者们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他们抓捕盗猎者，但这种行为要靠卖藏羚羊皮来维持。扎书记生前的解释是，“用已经死的藏羚羊来保护活着的藏羚羊”…… 这就是他们卖羊皮的原因。
    回到电影中来，我想，日泰应该算个英雄，他善良，勇敢，执着。他的死像一把刀子，深深刺入我的心，仅仅两声轻轻的枪响，一个生命就瞬间结束了，在可可西里的荒漠中，一个名字被永远地埋葬。
第二个让我感动的人是队员刘栋,这个退伍军人流露出了最自然的感情,他不像日泰那样伟大和严肃,他有一种平凡的美,他对妓女有感情,对藏羚羊有感情,对队友有感情。然而他最后依然消失在无人的荒漠中，流沙像一个魔鬼，平静地吞掉了他。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此时主人公都会大喊救命，然而，刘冻没有喊，他们又发出任何声音，很简单，因为不会有人听见的，他深知这一点。随着镜头一点点地拉远，我感到了整个画面安静地令人窒息，无人区的孤寂被表现的淋漓尽致。
    第三个让我感动的人是马占林，一个狡猾但很善良的放牧人，为了养家糊口，他为犯罪分子卖力。然而，他没有文化，并不了解这种行为的意义，唯一的目的就是养家糊口，争一口饭钱。他很狡猾，他多次触及“犯罪”，但每次有仅仅是罚款。他很善良，他让自己的儿子就了巡山队员，他为日泰的死而流泪……
    事实上，就连“十恶不赦”的枪手也不是随便杀人的。根据事实报道，这些所谓的枪手，只是用低廉的价格买吉普车和冲锋枪，猎杀藏羚羊。他们对“野牦牛队”的巡山队员恨之入骨，但是跟普通百姓却没有纠葛。这在电影中也有体现——他们放走了记者尕玉。
    事实上，《可可西里》并不是反映了环保的主题，而是突出了一个人性的重点。在地球上的无人区，面临着死神的来临，好人们在奋力追缉，甚至不惜用卖皮子的钱来对付坏人；而坏人们在无情地射杀和逃避，甚至在用金钱收买穷困的队员。到底好人和坏人应如何划分界限？巡山队员与盗猎分子又应怎么比较？
    在可可西里的无人区，上演着一幕又一幕悲剧，有枪声，有哭声，还有荒漠上无情的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