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和四个

首发：北青艺评 原标题：《一个和四个》：极致影像打造的藏地“狼人杀”

青年导演久美成列执导的长片首作《一个和四个》自2021年亮相东京国际电影节以来，陆续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节展活动上斩获多个奖项，受到广泛关注。影片改编自藏族作家江洋才让的同名短篇小说，整体风格完全不同于此前的藏地新浪潮作品，没有缓缓流动的长镜头，没有藏人的日常生存状态，取而代之的是面部特写、镜头快切，以及“贴面式”音效带来的紧张情绪。导演久美成列以类型化手法为藏地电影带来了全新突破，也为藏地影片进军主流市场迈出了值得肯定的一步。

一头鹿，四个人

影片以发生在藏地林区的盗猎案为核心，围绕一个护林员、一个公安、一个盗猎者和一个接头人展开，除金巴饰演的护林员外，剩下三人的身份孰真孰假，成为推动故事的“麦高芬”。

从内容来看，影片颇具昆汀《八恶人》的气质。大雪、密林、猎枪、一间封闭的木屋、四个彼此怀疑的人、对峙与荒诞皆置于其中。在原著小说里，故事全部发生在护林员居住的木屋内，电影则利用影像拓展了文本的外延，利用闪回和室外戏份呈现出不同的叙述视角，每个人物各执一词，使事件真相更加扑朔迷离。这一表现形式让人迅速联想到黑泽明的经典作品《罗生门》，导演久美成列也认同“故事本身就有一个罗生门式的叙事结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带着各自的私心和目的”。

片名中的“四个”指代屋内剑拔弩张的人，“一个”代表屋外的鹿。这一点和原著小说相比，做了很大改动。护林员作为小说中唯一的“好人”，在影片里也被归入另外三人一方，似乎他的正邪善恶也带有一丝不确定性，四个角色共同组成了复杂的人类社会。鹿则是屋外纯净无邪的自然世界，以冷峻的目光凝视屋内发生的一切荒唐，不做评断，也不做审判。屋外的一切危险，无论是捕兽夹还是猎枪匕首，都来自于人。

饰演护林员一角的金巴在本片中贡献了突破性的表演。在以往的作品中，无论是作为配角的《塔洛》《他与罗耶戴尔》，还是担纲主角的《气球》《撞死了一只羊》，金巴所饰角色的性格特征都离不开粗犷、豪放，他也成为藏地硬汉的代表。而在《一个和四个》中，护林员懦弱、胆小、犹豫不决的性格和金巴高大凶悍的外形形成强烈反差，并通过“怼脸”式的特写镜头不断放大，为影片增添了另一层荒诞。

极致影像，瑕瑜互见

影片整体以蓝色为主色调，烘托出冬日里危机四伏的肃杀气氛。有限的几处暖色一部分运用在护林员和村民根宝（更旦 饰）的对手戏中，体现二者同村同族的身份；另一部分运用在护林员与外来者对峙时，暖光与冷光同时出现在画面中，以戏剧化方式表达影片的超现实风格。

镜头运用方面，在护林员与第一个自称是公安的男子（王铮 饰）救鹿、杀兔、吃兔、争兔的两场戏中，影片通过外景不同景别的镜头快切和内景人物正反打的方式，将荒诞讽刺和喜剧元素相结合。二人上一秒还在规则与质疑中拯救生命，下一秒就在饥饿的驱使下杀戮和争夺。在鹿、兔、人的三方对比之下，被划分为不同阶级的生命体使整个故事成为一段寓言。不过，手枪主观视点的运用则相对突兀，本意是为了突出护林员的心理状态，却让观者脱离了原本的旁观视角，进入主观的游戏视角。这种突然的跳进跳出不免使观感产生些许断裂。

值得肯定的是，影片的配乐和声音设计颇具特色。放大环境中的细节声和动作声，用人物的喘息声和贴耳式的台词营造的沉浸感，配合空灵凛冽的音乐，给影片增添了诡谲多变的悬疑气息。

整体而言，《一个和四个》以极致的影像打造了一场藏地“狼人杀”，带有鲜明学院派特征的视听风格。虽然在部分段落稍显跳脱，但应会成为将藏地电影推向大众市场的有益尝试。

浪潮不息，类型接续

提及藏地电影，被谈论最多的莫过于由万玛才旦导演领军的藏地新浪潮。从《静静的嘛呢石》开始，无论是万玛才旦指导的一系列影片，还是由松太加、拉华加执导的《太阳总在左边》《旺扎的雨靴》等作品，其影像风格、内核表达都一脉相承。万玛导演不幸辞世后，久美成列不免被大众视为继承父亲衣钵，继续在藏地挥舞新浪潮旗帜的传承者，但《一个和四个》显然打破了此前范式，尝试将藏地电影推入类型片的主流市场。

一些负面的声音则认为影片失去了藏地新浪潮对在地文化的表达，使“藏语仅作为点缀，藏地仅作为景片”，故事本身发生在任何地域都能成立。但这恰恰是《一个和四个》的突破所在，如FIRST青年电影展评委会的推荐语所言，“导演不甘被归类为某一种创作脉络……体现出冲破地域、民族等固有界限的可能。”

此前，藏地新浪潮的大部分影片中，对“文化冲突”母题的呈现多集中在现代意识与宗教信仰之间。《一个和四个》则弱化宗教元素，用“反盗猎”这一现代规则将人物分列两端。更加巧妙的是，在“入侵”藏地的汉族人内部，和“守护”藏地的藏族人内部，形成了各自的“正与邪”。由此将文化冲突转化为个体冲突，使影片更具普世性。久美成列导演之后的短片作品《新生》（《大世界扭蛋机》系列短片之一）也延续了这一表达。

除此之外，无论是久美导演在前不久刚刚杀青的第二部长片《藏地白皮书》，还是万玛导演的待映作品《雪豹》《陌生人》，在演员选择和故事设置方面，都更加直接地体现出“外来者”与“本民族”的多重碰撞。结合万玛才旦导演在过往采访中提及的“藏语电影需要多元化类型的尝试”，《一个和四个》所指向的可以说也是藏地新浪潮的一种未来。

雪地，山野，深林，盗猎，算计，枪战。

粗粝男人，荒野生存，正邪对立。

不拖泥带水，不磨磨唧唧，没有明星，没有女人，全程快速高能。可以称作中国“西部片”，同时又带着几分卓别林《淘金记》的戏谑味道。

没错，就是这部正在上映的《一个和四个》，尽管排片不多，但是保证精彩。

一个护林员，四个闯入者，其中两个是森林公安，两个是盗猎者。

他们围聚在护林员小木屋的四周，虎视眈眈，猜忌对立，抢夺着生存机会。

其中还掺杂着护林员的离婚纠纷，他和盗猎团伙或明或暗的联系，根宝正邪难辨的复杂身份。种种混搭之下，这场警匪悬疑大戏徐徐铺开。

01. 离婚书：尚未说出的真相

整部《一个和四个》充满着粗粝阳刚的气质，因为名副其实，全片总共就5个角色参演。

没有一个女性角色正面出演，但是故事中一条重要线索，便是护林员桑杰的离婚纠纷。他的妻子成为了唯一被提及的女角色。在小木屋的墙上，还挂着一张她跟丈夫的合照。

但是平日里油滑善变的根宝，带来了等着桑杰签字的离婚协议书。

不仅如此，根宝还多嘴多舌，直接戳穿了桑杰妻子早已出轨的真相。尽管桑杰愤怒地将根宝推到了门外，但是很显然，他已经相信了自己被出轨的事实。

这是全片唯一的情感线索，在原作小说中，这份离婚协议书被比喻为雪片，纷纷扬扬盈满人间。因为它其实暗含着桑杰被背叛之后，内心的伤痛和犹疑。

这份犹疑，也开始将他自身的立场模糊了。

离婚协议书引出了第一个疑点。根宝忍饥受冻跑进山林来，就仅仅为了给桑杰送一份离婚协议书吗？他又不借钱，他和桑杰妻子之间，有没有什么牵连？

以及，他第二次走入小木屋，是带着一把斧头，如果没有其他人在场，他到底想做什么事情？是否想在没人目睹的情况下，直接解决掉桑杰？

这就是从原作小说延续至本片的叙事张力。有太多的意图含混不清，每个人的讲述都不一致，对护林员就是一个“罗生门”的故事。

但是护林员本身，也并没有他表现得那么谦卑、软弱以及坚定。

喝酒的细节透露出他破坏规则的习惯。床底下堆满空酒瓶，墙上张贴着不准护林员饮酒的禁令。这表明他在这深山木屋中，不遵守规则已成习惯。那么他和根宝，和盗猎者，便有着难以言说的秘密。

这让整个故事越发饱满且深邃了。

02. 盗猎者：荒野山林的激战

在警匪追逐枪战部分，《一个和四个》完成度很高，特别是作为导演久美成列的首部长片，更显出导演团队的厚积薄发。

越野车在雪地上疾驰，盗猎者已是无法无天，根本不把森林公安放在眼里。开着车往山林深处冲去，还有同伙拿着半自动步枪朝警车扫射，挡风玻璃破碎，有鲜血溅在前窗。激战之后，越野车一头撞上堆砌的石墙，车辆震动翻倒，两名警察陷入昏迷。

接下来，拿着半自动步枪的盗猎者，与只配有六四式手枪的警察，开始在这个完全没有通讯信号的地方展开生死搏击。

追逐、枪战，躲避进小木屋，挟持护林员，澄清自己的身份，每个闯入者都在自证清白。但是每个人似乎都难以相信。

围绕着追捕盗猎者，冲突的主题却在不时变换，有时是要确定来者身份，有时要调查翻车现场，有时还要追踪猎物的去向。观众的注意力也跟随着叙事主体（多数时候是护林员）不停切换，紧张不安。

相比起小说文本，电影镜头显然更为充实地呈现了激烈打斗和冲突。在荒野山林中，在雪堆岩石间，警察和盗猎者殊死搏斗，没有什么起承转合，只要举起武器，就是剑拔弩张的时刻。

也是在多数时候，看起来懦弱无能的护林员成为了仲裁者的角色，他必须从闯入者的只言片语，他们的服装、姿态和表情来评判谁是真正的警察，谁是应该打击的盗猎者。

护林员不断陷入左右为难的抉择时刻。当然，他本人的立场也显得模糊难辨。

03. 红布条：正邪难辨狼人杀

冲突张力成功建立，小木屋就成了《淘金记》里面那个有趣的避难所，同样是各色人等进进出出，护林员就是此刻的卓别林，偶尔的戏谑舒缓了紧张的气氛。

护林员表现出了畏惧懦弱的样子，他看上去人畜无害，兢兢业业地守住岗位，这座风雪中小小的木屋，就是他尽忠履责的阵地。

但是酒瓶暴露了他，他并不是什么遵章守纪的善类。在过往的值守和交流中，他同盗猎者团伙有着若即若离的牵连。

这正是该片的迷人之处，在最后两行字幕出来之前，片中没有一个角色毫无嫌疑，完全清白，各自的叙述均有破绽和漏洞，观众的好奇心被牢牢抓住，看到最后都在猜测着每个角色的身份。

第一位闯入者，他入场的方式是以一根步枪的枪杆。

他的疑点是手持盗猎者惯用的半自动步枪，持枪的姿势都非常接近盗猎者。同时在看到被夹住的野鹿，他的第一反应是杀来吃掉，而不是保护动物。他也说出了才多局长，但是却不记得才多局长的家乡。

他证明自己的方式是身穿警服，背得出自己和牺牲警察的警号，并且看到牺牲者的时候，发自内心的伤心。

可是，警服可以伪造，车辆可以转移，他的证据并不具备完整的说服力。

第二位闯入者，也就是根宝，他有很多疑点。

比如平常在村民中口碑就不好，都知道他油滑善变，心思复杂，俗称“三花脸”；

比如他跑这么远，仅仅为了给护林员送离婚协议书过来，“不想吃锅巴，不在灶边转”，他如何能洗清自己的嫌疑。第二次进入小木屋，竟然还拎着一把斧头，他的企图似乎昭然若揭。

第三位闯入者，悄然出现在护林员的背后，他也自称警察，穿着警服，还有警官证，并且记得才多局长的家乡。

可是他的嫌疑也是最大，因为他受伤严重，同时提着装有猎物的麻袋。又是最后一个闯入木屋，并且还以背后持枪的低调方式。

除开那位死者，如何判断这三人身份？

那块红布条起了一定作用。起码可以确定根宝和护林员的作用。

根宝是盗猎员的同伙，他来的一项任务，就是要和通缉犯马春芽接上头，与他交接鹿茸狐皮等货品；

木屋外铃铛上的红布条也暴露了护林员，他在这之前，一定程度上成为了盗猎者的帮凶，估计还为盗猎者提供了烤火与休息的场地。所以在这场正邪难辨的冲突中，他并不敢过于直白地表达立场。

至于另外两位闯入者，他们原本可以靠自己战胜对手。但是在双双受伤之下，他们必须争取到护林员这位“中立者”的支持，才有可能在最后反杀。

这自然充满着狼人杀游戏的意味。

而且，在最后字幕出现之前，几乎没有观众能够凭借上述线索来确定谁是通缉犯马春芽。

除此之外，导演还安排了收音机、暂停的时钟、冻馒头、海报、黄历等丰富元素，虚与委蛇，给推理添加了不少趣味。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这段时间的院线电影，不乏从小说转译而来的。

把小说改编成电影，不是多么新奇的事情，尤其是由剧情到剧情，现实故事的骨架、血肉，完全可以生发出更为精确明了的形体。可正因为想象空间被压缩，被固定，这具形体往往会承担更多预设的挑剔乃至警惕。

照本宣科尚且难，不照本宣科就更难，怎样还原、取舍，体现了导演的志趣与功底。尤其是剧情之外的那些内容，譬如精神、风格，甚至姿态、胸襟，也很容易跟导演的履历、性情撞击出未必能够预料的效果，成败随人。

掺杂幻觉、梦境、未知性的文本影像化，难度更是水涨船高。初出茅庐的导演久美成列选择江洋才让短篇小说《一个和四个》，少点胆识都不行。

《一个和四个》

在故事层面，小说通过一个密闭空间，护林员在山林里的土房，集聚式地引入四组关联人物。提供主视角的是护林员，他潜在的合作对象有森林公安，命定的敌对目标是盗伐盗猎者，外加一个根宝，老相识了，却又似乎浮出敌方帮手的身份。

关键是，身份暧昧的不只是根宝，谁是公安，谁是罪犯，一概不知，到底会碰撞出怎样的血腥结果，也一切待定。也就是说，小说更引人注意的，乃现在许多类型片或者说商业片比较喜欢的罗生门、剧本杀模式，讲求智力博弈，讲究让观众参与猜谜的紧张。

久美成列选择《一个和四个》，相中的不止是这种叙事上的常规张力。身为藏族导演，他拍藏地电影，甚至舍弃东北林区，坚持在青海取景，自然是有民族身份上的自觉，以及更重要的，有继续拓宽藏族电影表达的决心。

《一个和四个》

这表达，首先是类型杂糅的尝试。我们习惯在藏族电影里体会虔诚信仰引导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宗教行为，抑或是放牧、买卖，都有一种简朴、粗犷、平和、温善的特质，天然带有洗涤的功能。

但《一个和四个》所要黏合的，更多是这种悬疑类别，在保留藏族电影本身的去商业化气质时，尝试了比较商业化的题材和呈现，单从这点看，新奇得很成功，也很重要。久美成列做出这种选择，是延续自己对类型片的喜好，也是延续父亲万玛才旦这些年未竟的事业。

当然，这里头也有久美成列作为有想法的新导演，自身更多的兴趣所在。

原著本身这几个人物的交锋，各执一词之下，是枪与斧头的对峙，是生死在立场基础上一触即发的判定。久美成列对这些蓄势待发的走向，解压爆发的人物，素来怀抱创作上的热忱，这从他此前短片的选材上能够感知一二，也因此，把角色放到这样的格局里，生死存亡就有了很不一样的考究。

《一个和四个》

另一方面，自打高一后，从北京重返青海，到寺院学校进修藏语言文学，他对于世界的认知发生了改变，比如有轮回的存在，也就有多个世界的并存。信仰的进阶、通透，改变了他看待万事万物的态度，而精神上的神秘、空彻，对应得上《一个和四个》本身充斥未知，而未知不断分岔的另一重境界。

文本内外的接应有了，他怎么增删取舍，整体上又体现出创作的得失。

原著里一些用词粗鄙的内容，比如护林员离婚的原因，是妻子偷人，而被定性为为光棍、胆小鬼、偷窥狂的根宝，在明确告知事实过程的时候，暗合了他平日会趁男主人不在家时，在院墙外垫石头偷看的举动。

《一个和四个》

这些情节都被久美成列删掉了，于是也不需要小说当中反复提及的，雪花如同离婚协议书一样飘进来的心理刻画。迅速在《巡山日记》里记下疑点，以及表现出惊恐，已经足够体现这个旁观者、受害者的心理特质，不过藏文被改成汉文，倒是有意让更大范围的观众能够看到。

他也有意放大身处苦寒之地的寂寞人的拮据，所以所剩无几的干硬粮食，几乎无从待客，小说里倒是立刻就能把煮洋芋和馒头端上。不过这种过于艰苦的描绘，也容易引来生活常识上的质疑，譬如咬不开却不去泡软等等，容易伤到人物的表现。

这则精短的小说，特色在于不断转化人物视角，并直接用第一人称进行故事的讲述，久美成列自然是把这些叙述，给增加细节再影像化。尤其是小说里的皮夹克，即电影里的高个子，其与同伙追杀「盗猎者」的过程，就转变得很有寻常动作片的意思。

《一个和四个》

他让人物全都走出过土房，冰天雪地的密林就能直接扩大视觉上的震撼、感知上的冰冷，角色在这种本与文明社会交界的隔绝空间里，更容易还原出兽性，这兽性连带枪声、血迹、脏话，带出非常西部的风味。

但又正因格局铺排大了，观众的期望也都吊高到了巅峰对决的情绪发泄，戛然而止的同归于尽就少了一些满足。特别是，当一切都在往所谓商业的方向去撑大，结局却没有直给，很容易泄气。

更糟心的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电影用字幕「满足」观众对真相的需求，可粗暴潦草的落差、反转，对电影有更大的伤害。

《一个和四个》

小说在处理结尾的时候其实很俭省，最后才登场且直接进屋的是两个人，他们与「高个子」对峙，略显拙劣地讲完自身故事后，其中一个人用眼神使唤根宝拿斧头砍「高个子」，然后完结。

乍看是开放性结局，其实以根宝自身的处境，不难揣测他所合作的必然是盗猎者。三比一的劣势，注定了公安的悲剧。不像电影，盗猎者只有一名，增加悬疑的同时，也降低了正义一方的悲壮性。

尽管如此，作为导演的首作，值得肯定的地方更多，也让人对藏族、藏地、藏语电影有更多框架外的期许。

相比之下要提魏书钧，挑战余华的先锋小说《河边的错误》，显然更需要勇气。毕竟即便是张艺谋，改编《活着》，比先锋时期更多灼烫与悲鸣的小说，也无从还原甚或超越余华对人性与人世的深邃表达。

《河边的错误》

魏书钧就更没有先锋性，电影诚然是远没有余华小说好的。

设若小说不是余华的，我们只把那些情节拿出来，那么魏书钧做出了颇为不错的扩写。每一个人物的关联、因果，都做出了详尽的扩展表达。

可也正因为这些详尽到不乏噱头的表达，譬如幺四婆婆的性虐倾向，许亮的异装爱好，除却引发旁人不怀好意的窃笑，也放大一个掌控社会高位的「正常」异性恋男性不自觉的傲慢。

《河边的错误》

电影的拙劣更因为小说表达一骑绝尘。魏书钧是让现实与臆想泾渭分明地对立，通过道德压力、事业挫败，引致男主角马哲的发疯，而发疯成了电影唯一的追求，因为这就是所谓的高级表达。

但这恰恰是违背了余华笔锋的价值。他的小说摒弃了点到点的实在，犯罪动机、杀人次序、自杀逻辑，全都有空冷场域带来的虚妄回音，每个人都如游魂野鬼，杂乱、无序地构成集体的虚空，回荡出恐怖的感知。

这种无从对抗的巨大荒诞，就像是结尾，局长让马哲装疯逃脱开枪责任，而他终于在医生第四次盘问时，表现得乖顺甚至觉得胡言乱语有趣，妻子和局长则从高兴、满意，转变为因为医生说可以住院而目瞪口呆，引来马哲更大的笑声，叫人不寒而栗。

《河边的错误》

不像电影那样，历经影像戏耍，把人逼疯了就觉得完事了。不是说不可以有自己的呈现方式，但既然需索余华的人气，一如仰赖朱一龙的流量，只拍到这种程度，是很让人替总算跳出生活阅历的魏书钧感到可惜的。

同样得用可惜来概括的还有《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导演泷田洋二郎最出名的电影是斩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入殓师》，带着部分主创人员来中国拍摄，必然吊高期待，结果溃不成军。

《入殓师》

辛酉2016年结集出版的首部短篇小说集，以《闻烟》作为书名，因为当年年末，泷田洋二郎就要开拍这部电影。小说集的广告写着，导演看到《闻烟》后，秒签了影视改编权。

小说很好吗？至少比起前两部，无论文笔、技法还是意境，都差。导演看中的，大概是老字号里父子情的流淌，尤其是，当传统工艺需要以伤害身体的前提流传下去，父亲如何处理。

原著的父亲三缄其口，儿子无从掌握最关键的一味，但当孙女出生，父亲弄孙为乐，任由儿子接管档口，做不那么正宗却不伤身的冰晶糕，改变旧规矩赚钱。

《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同是死后儿子才发现父亲保护自己的秘密，电影钻营了煽情的密码，儿子不要铺口，出走城里，混迹剧组，而父亲得知孙女治病要钱，自己打破规矩，不要命地做冰晶糕来卖。

但是电影表现出非常陈腐的特质，如同一出不合人情的催生大片。父子生分至极，儿子结婚没有通知，只在妻子怀孕时打个电话，父亲也一直没去探望，只在孙女出生后自己跑去城里。最终所有的和解，都很赶场，都很功利。

加上各人演技的参差不齐，喜剧成分的无聊低劣，除却个别关乎手艺的漂亮镜头，电影八点档的气质几乎提供不了什么感情价值，遑论余韵。

《我爸没说的那件事》

即便是被中式煽情喂大的观众，也真没法接受这种陈旧的投喂。改编小说这样的行活，太考验二次创作对世情的洞察，无论是不断翻新的潮流，抑或是相对亘古的审美，但凡差一点，都容易沦为庸俗之作。

所以，到底是谁觉得现在的观众还在爱被动训诫，爱自我感动？

逻辑推理类的文艺作品应该再多些，教育广大人民群众，用逻辑推理和一手史料研究那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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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一个和四个》已于10月27日全国上映。影片由万玛才旦监制，久美成列编剧并执导，金巴 、王铮、更旦、达杰丁增、才多等主演，曾在第23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制作中项目斩获「莫非影画新声关注」奖项，由莫非影画联合制作。

莫非影画：以往的藏地电影具有浓厚的藏族文化，风格偏向于写实主义，但本片其实非常类型化。那么这部影片的声音是否保留了一部分的藏族元素？在声音设计上又有着怎样的类型化考量？ 李丹枫：在整个声音设计的过程里，所谓藏族元素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重点。从视觉上，影片的演员、服装和地点本身就带有不少的藏族特点。所以我们从声音角度上，更想把它变成一个相对纯粹的类型片。语言台词上也会有一些藏族元素，当根宝说藏语，大个子听不懂之类的。但其实这是和戏剧有更大关系的一个笑点。 我们更希望强调这部影片作为“类型电影”的一些元素，或是符号化的东西。比如对于人物台词的处理，我们最大的初衷是希望达到很强的贴面感和压迫感，想让观众在进入故事情节时清晰地听到每个人细微的呼吸声。当然现实层面上在那样的景别中，你不可能听见如此清晰的呼吸，但是我们想要强化戏剧性与听觉的刺激，让每个人物离我们更近。

《一个和四个》首映映后环节

围绕久美成列导演的剧情长片处女作《一个和四个》，再多说几句： 1.这当然是一部典型的类型电影，这样的叙事套路和手法，无论是之于电影史、还是之于文艺创作史，确实都有众多经典前例可循。但后窗点映的宣传语中，类似“导演在类型化的叙事当中，传递其之于藏地社会的人文思考”，却也确实是恰如其分的表达。如同社会学研究中的“理想类型”一般，影片中四个主要人物、包括作为重要元素的鹿的类型化设定，都体现出极具才华的青年导演之于其身处社会的浓缩性思考。以“鹿”为例，“逐鹿”和“鹿死谁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丰富含义，可谓众所周知。 2.“一个和四个”，若“一个”为主导者、胜出者或象征正义和话语权的一方的话，那么“四个”当中的两两之间，就足以衍生出丰富而极具代表性的类型化社会关系网络。这当中的权力关系和支配关系，在影片中，通过语言、武器、施令与受令、差序化的社会连接与圈层化的知识分配等，得以巧妙而丰富的呈现。有足够社会阅历的观众，完全可以从中仔细品味。而作为导演22岁时完成的大学本科毕业作品，这样之于社会关系的丰富呈现，无论是出于主动自觉、还是日常积累而生的潜意识，都体现出足够的成熟度与世事洞明。 3.反转与否的剧情设定，只是影片类型叙事的自然所需。与之相比，我个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鹿在其中几次出现的镜头里，体现出的藏人之于自然、之于生命的一种本能敬畏与平视化态度。而这种借由符号叙事实现的万物有灵、敬畏自然之价值呈现，跟久美导演的父亲——万玛才旦导演在《老狗》《气球》等重要作品中的主题立意，实现了代际和创作共同体这双重意义上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