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里的春节

焦波《乡村里的中国》

帆布鞋、海魂衫、LOMO相机、豆瓣网、小众知性歌手、复古范儿……

这些都是辨识文艺青年的标签。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独特的文艺青年，他身上可没有这些典型的标签，而且一身布衣，一身泥巴。如果准确地描述，应该叫乡村大龄文艺青年。

他就是纪录片《乡村里的中国》里的杜深忠。

1.

《乡村里的中国》由拍出《俺爹俺娘》的焦波导演，这次他把镜头对准了山东沂蒙山革命老区沂源县杓峪村。

影片以这样一个小村庄为切入点，折射着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农民的精神追求和物质追求等诸多社会现实话题，既生动有趣，又深刻感人，被誉为“这个时代有记录意义的、不可多得的中国农村生活标本。”

整个片子让人印象最深的，正是我想介绍的那位年近六十岁的老头儿，杜深忠。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是一个会写书法、热爱写作、喜欢音乐的而又地地道道农民，他苦其一生，潦倒一生，却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

以光为纸

2.

老杜喜欢在地上写字，毛笔蘸着清水，透过阳光，从门框里射进来的那个光影。

他说，“投映的这个光影，在我眼中，就是非常好的宣纸。我在上面尽情地挥毫泼墨的时候，什么困难，什么挫折，什么无奈，包括老婆无尽的唠叨，全部不在我脑子里，都消失了。”

老杜的妻子张兆珍，性格直爽，嘴比刀子还厉害，出口便是歇后语和排比、對偶句。

不过，张兆珍貌似不是老杜这位大龄文艺青年的迷妹，对老杜的“文艺范”不仅一点也不买账，甚至经常挖苦他，跟他不少拌嘴吵架。

“与老婆的日子是一部战争片。”

在张兆珍的眼里，老杜这是不务正业，“家的苹果树永远长不过别人。”

奈若何

3.

但老杜依然故我。

年轻时代的杜深忠，曾发奋自学，追求心中的文学梦。35岁他才结婚。在走出农村、实现梦想和必须面对生存、扛起家庭责任之间，他撕扯了半辈子。

他说，“4年，在鲁迅文学的学习班，不知天高地厚，花了好多功夫，想搞文学创作。”

说是文艺青年，自然少不了音乐。老杜说，从7岁第一次听《春江花月夜》就觉得琵琶声是“圣乐”，是天籁之音，朝思暮想希望拥有一把琵琶。

2012年夏天，杜深忠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花了690元终于把念叨多年的一把琵琶买回家，开心地说“终于抱得美人归”，还说这把琵琶“一看就有灵气”，而实际上他一点音乐都不懂，但还是乐在其中。

他跟老伴儿撒谎说只买了490元，可后来还是被聪明的老伴儿识破了，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番对话——

“你这个琵琶到底多少钱？”

“人需要吃饭，这个精神也需要吃饭，也需要补养”

“这才叫品味，这才叫素质。”

“你可别胡闹了。”

“算了，也不和你一般见识了……”

鸡同鸭讲

4.

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也可爱得很。

就在我们不免为这对老冤家可叹可笑时，影片后半段，张兆珍突然对她儿子说：

“其实我在心里是很敬佩他的，你爸爸，如果我不和他吵的话，我在家就更没什么地位了。”

镜头沉默，远山绵绵。

心里话

5.

影片的最后，是这个小村庄自个儿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极其简陋的条件，村民们的最为拙朴的表演，却最打动人心。

老杜抱着他的琵琶上场了，而且是给他的老伴儿伴奏，唱的是赞美沂蒙山区的民歌。

舞台上，张兆珍有些害羞而又喜气洋洋地唱了起来——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

身后的老杜，略显吃力而又全神贯注地弹奏他心爱的琵琶，最后歌都唱完了，人也都全下场了，他还坐在原地，低着头认真拨弄着琴弦，全然沉静其中。

直到后来有人上去提醒，他才反应过来……

人生四季，大梦一场。

我跟张兆珍一样，也很敬佩老杜。

我还想，或许广袤的中国大地里，每个村庄都有这么一个大龄文艺青年罢。

人生如梦

导演焦波带着几个20出头的学生拍了这部中国农村的日常。山东淄博的杓峪村，中国还有千千万万个像这样的农村。导演纪录了这个村子一整年发生的事。

杜深忠一家，老杜曾经对外面的世界十分向往，年轻时当过兵上过鲁迅文学院的进修班，没事儿的时候还会写写小说文章。但是这些曾经的梦想都被困在了这片泥土里只发了芽却没有长成大树。一晃，老杜已经60岁了，一双庄稼汉的手粗糙又坚韧，老杜在一旁笨拙的拨弄着二胡，在老杜眼里人要吃饭，人的精神也要吃饭，村里同代人中老杜的文化水平最高的。但是在老杜的妻子眼里，那些没用的高雅艺术并不能当饭吃，而老杜是个穷酸秀才。两人的拌嘴镜头贯穿整部纪录片，在家里拌，在果树园子里拌，在子女面前拌。拌嘴的内容不外乎，老杜又花钱整那些没用的文化东西，这就是老杜一家的日常。

村里的支书张自恩，只要村里发生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来找他。他是中间纽带，连接着村子和上面。这天镇上新派来的驻村干部来到杓峪村，张自恩又是贴欢迎横幅，又是找人敲锣打鼓，驻村干部刚一到村子，张自恩就拉着驻村干部要“支持”。村里要修的路，要建的小广场都需要上面的支持。张自恩是个好干部，没事儿就骑着摩托去镇上找人，找项目，希望自己的村子也能像隔壁村一样发展旅游业。

杜滨才（磊磊）从学校回来，磊磊两岁那年父亲得了精神病，对磊磊的妈妈又打又骂。于是磊磊的妈妈离婚改嫁，虽然妈妈和磊磊的婶婶还是有联系。但是磊磊从两岁后就没见过自己的妈妈，这一过就是19年。在磊磊眼里妈妈始终是在照片上，从小没有得到过母爱。但是磊磊很争气家里的墙上贴满了磊磊带回来的奖状。今年磊磊又考取了国家中级导游证，全淄博市也仅有磊磊一人考过。但是看得出来从学校拿回的奖状和荣耀并不能给磊磊带来真正的快乐，一天晚上父亲又犯病了拿着棒子在门口叫嚣骂人，在家磊磊父亲数落了一番。对着镜头磊磊说：“烦，一回家就烦”。这个在不完整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估计从小受尽了别人的冷眼。在中国农村还有不少像磊磊这样的孩子，从小没有享受过母爱、父爱，在学校里他们要强他们想用自立自强来弥补家庭的不足。

张自恩这一年没少跑，新来的驻村干部给村里修起了广场，还修了一条水泥路。可是在这期间大事小事没有断过。先是因为要修广场伐树跟别的村民起了争执，村里的张光地也被嚯嚯起来说要查张自恩这几年的账。两人在电话里你一句我一句地骂着狠话。另一边磊磊婶子家的地也被人打了农药，今年的希望全毁了。而婶婶也在跟别人争执的时候被人打伤，这一年都不能干活儿。村里的事就是这样，有时候外人觉得一点点的小事儿就能挑起一家人甚至几代人的恩怨仇恨。我们总说“秋后算账”。在中国的乡村，有很多这样的“关系债”，人与人之间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是夹杂着亲情，夹杂着宗族，家门荣辱，以及我们常说的“面子”，这种账要是真算起来，没有结束的那一天。

在磊磊看来，这一切都是他烦恼的来源，道不清的家庭关系，搞不清的村里邻里关系。自己别能像城里其他同学那样自由自在的成长，他身上背负了太多本不该由他背负的东西。老杜的女儿高中就辍学在外打工，这一年也要谈婚论嫁了。结婚当天老杜把家里攒的几万块塞到女儿手里，老杜希望能用这些钱弥补对女儿的亏欠。而女儿小梅却说把钱留给上学的弟弟吧。弹幕上很多说老杜家重男轻女，但这也是老杜无奈的选择，这片贫瘠土地上种不出那么多钱。在农村很多女孩早早辍学，不是去城里打工，就是嫁人。有的可以像小梅这样在城里打工然后把钱带回家补贴家里，还有女孩被村里的嫂子，姐姐带出去做一些不正经的工作，染上坏习惯。她们中的大部分心里都有一个结——父母不在乎我。

一转眼年末，老杜家的苹果2块3一斤，这一年老杜卖苹果挣了一万七。磊磊家的苹果卖了2块4一斤。磊磊爸爸用卖苹果的钱盖了一座仓库，又给自己买了一辆摩托。而磊磊鼓起勇气和婶婶去见了多年没见的妈妈。坐在沙发上还和妈妈没说几句，磊磊就低着头哭了起来。泪水中有憋着的委屈，有想撒但没撒过的娇，也有对冷清日子的怨恨和无奈。不知道母亲的拥抱会不会填补一些磊磊内心渴望的母爱。生活就是这样，好坏都要过。老杜对儿子说：“这个土地他不养人，我活了60岁一事无成，而你要好好努力。”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机会。老杜的儿子是，磊磊也是，也许这个地方让他们糟心，让他们失望，是他们成长的负担。片子的结尾村里的广场修好了，村里举办了春节联欢会。磊磊唱了一首《父亲》，站在观众人群中的父亲一遍听着一遍抹泪，而人群中的其他人也听哭了。老杜抱着新买的琵琶和杜嫂一起表演了一曲《沂蒙山小调》。虽然调有些跑，但是老杜还是在台上表演完了。

看完片子，我想起了自己在河北农村调研的日子。早上7点从北京出发坐大巴，再转镇子上的公交，然后坐一段摩托，最后走上一个大坡才能到我们扶贫的项目点。这里之前产铁矿，村里人每人都能分上一些钱，可是这几年矿被挖完了，矿渣赌了满河道。连村民吃的水都被矿渣污染，好几家人得了癌症。村支书想把村里好好休整一番，先把河道挖通，再在村里搞一些养殖业。因为山里不适合种庄稼，山上的野货倒是很多。村里看上了养殖小尾寒羊，这种羊适合圈养，不需要大片的牧草，一些苜蓿和饲料就足够养活。参与项目最热情的一家是一位从广西嫁过来（其实是被卖过来）的大姐，大姐家在广西的深山比这里还穷，从嫁过来到现在就回去过一次。大姐每天早上凌晨四点起床，开始给公公做饭，放羊干农活直到11点给家里人做完饭才能休息一会儿。大姐的勤劳是有收获的，家里的羊一只接一只的下羔子。两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小儿子那年刚考上，报的是装修设计。大姐对小儿子的专业有些微辞觉得学这专业不挣钱。我们去的时候大姐拉着我们问：“你说他（小儿子）学这专业出来能干啥？”后来，我们又帮着村里的养殖户推销羊肉，举办推介会，写软文都尝试了一遍，可是效果不太理想。现在想想如果那时候有个抖音或快手，卖羊肉这事儿就都解决了。

住在项目点那些日子，我整个人感到从没有过的接地气，乡村才是最真实的中国。

1

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在拍摄其名作《北方的纳努克》时多次让主人公爱斯基摩人纳努克“再现”捕猎场景。于是引发了最早的起码是最为著名的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的争议。关于纪录片是否应该“摆拍”、摆拍到底有没有损伤其“真实性”的争议至今仍未能统一。需要知道的是，纪录片并不因为其“记录性”而比一般电影（叙事片）更加接近“真实”，相反它或许更加能骗到我们，因为它是“记录”的——我们选择更加相信它。所以如果暂时抛下对于其拍摄“真实”要求的心理包袱，而仅在影片的逻辑层面是否合理进行把握，也就是将纪录片当成故事片来看，这或许能让纪录片暂时逃脱拍摄真实的限制而抵达更高层面的艺术真实。值得一提的是，纳努克一家因为拍摄而没有储存够过冬的食物，在弗拉哈迪离开后全部饿死。

2

不能苛责更多，这部片子是有很大程度地触碰到当下乡村生活的真相的。观看的过程中我始终有两种情绪复杂地纠缠在一起，一是因我如此地熟悉那样的土地与人而产生的亲切感。二是正因为熟悉而清楚地知道那里可能会发生的各种苦难辛酸。就像片中失意的乡村文化人杜深忠说的：“咱这里的二亩贫瘠土地不养人。”它仅能提供足够养活我们的东西，不能再苛求更多。正如那里的婚姻不讲求爱情，物质与生存是第一要务。当要渴求更多的时候只能走出去寻找。而在乡村里走出去的方式大概只有两种：去读书或者去城市打工。打工是“拿着人肉换猪肉。”最终还是要回到那片土地，甚至要承受难以生还的意外——片中张自军的死亡，其足以毁掉一个家庭，这也是杜深忠不愿意外出打工的最大原因。考学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道路。这也是杜深忠让儿子认真读书的原因。而后者痴迷街舞，无疑这是一个对他们来说极其奢侈的爱好。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困境与无奈中，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这就是当下的乡村，在夹缝苟延残喘着。

3

这部片子既没有喷它的人说的那么烂，也没有捧它的人说的那么好。作为众多叙述中的一种，它选择了乡村，选择了那些生活得不那么容易的人们，渺小无力，却尽力活着，生命中偶有的诗意与温情就是面对寒冬时的粮食。结尾镜头拉远，依稀看到积雪遍野，覆盖着群山坳里的那个村落，它正代表着千千万万的土地与人。

偶然在一个电影网站点开这个片子，剧中人物一开口，就吸引住我了，因为他们讲的就是我家乡的话。再仔细看，是淄博，隔壁市，那个村子离我们家100公里，开车两个小时。他们的方言与我们那几乎一致，他们的口头禅与我们也是一样，不知是不是摄像头存在的原因，口音略微有那么一丝差别，纪录片的语调更接近普通话一些。

虽然生在农村，却因读书的原因，从未深入了解过。反倒是这部纪录片，让我回头想想，似乎找到了自己熟悉的一些乡亲的影子。

跟文艺青年杜深忠一样，我们村也有一个不爱农活的文艺青年，但是，他最后凭着自己文艺细胞做根雕艺术离开了我们那不算贫瘠的土地。算是一种幸运吧。这样想想，在农村也不是没有出路。

也许因为身在农村，一切都习以为常。

其实每个村都有那么几个“能人”，或成为八面玲珑的村干部，或做生意发家致富。而其他的普罗大众，有性格泼辣的大婶子，有吃苦能干的大娘，有闷不吭声的大爷大叔，也有软弱的大部分。

其实每个村，也有那几个不幸运但人。有人打了一辈子光棍，有人穷困潦倒。输入这些文字的时候，因为时空的脱离，心里会有一些酸楚，但回到家，面对他们，会喊一声叔或者大爷，熟识如自己家人，仿佛他们一直就是这个样子，看起来开开心心、乐乐呵呵，与我们并无二致，并无实质差别。

从更高但视角来看，我们的确也没有差别。穷或富，贫困或发达，只是形式不同而已。我们都是在过自己的人生。

如果我回去生存，我应该会如老僧入定一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看不惯但不出声。更希望自己无所谓看惯看不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