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端

“最沉重的负担压迫着我们，让我们屈服于它，把我们压倒地上。 　　但在历代的爱情诗中，女人总渴望承受一个男性身体的重量。于是，最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成了最强盛的生命力的影像。 　　
  负担越重，我们的生命越贴近大地，它就越真切实在。 　　
  相反，当负担完全缺失，人就会变得比空气还轻，就会飘起来，就会远离大地和地上的生命，人也就只是一个半真的存在，其运动也会变得自由而没有意义。”

片中的RYAN就如同当年米兰昆德拉笔下的托马斯，过着“在云端”的幸福生活。没有东西可以束缚他。房子，车子，家具，亲人，爱人，朋友……如果你把他们都放进背包，你会被压的喘不过气来，肩带深深勒进你的肉里，你寸步难行。

所以RYAN把他们都扔掉，他背着他的空行囊，轻舞飞扬，还到处鼓吹他的这套理论。讲台下的那些人，脸上带着生活所迫的疲累，听完他的理论，露出轻松的微笑。

RYAN的工作是帮拉不下脸的老板解雇员工。在看似关怀与温情的口吻下，是职业化的麻木不仁。一个连至亲至爱都不会装进背包的人，又怎会让别人的痛苦干扰自己？

涉世未深的新人娜塔莉，渴望安定幸福的小生活，会在机场与男友拥别，出门的时候带着大大的行李箱，恨不得把能带的都带上。裁人的时候，会不安，会心寒。被男友甩，在公共场合就大哭起来。

一开始，似乎都是RYAN在给娜塔莉指路，告诉她把行李箱里的东西都扔掉，告诉她生活残酷，要轻松面对。可渐渐地，似乎娜塔莉，也在影响着RYAN。她冲着他吼：我是需要长大，可我看你简直是一个12岁的孩子。

风把RYAN妹妹妹夫的照片板吹落河里，RYAN狼狈的去捞，哗啦一下掉下水去。

原本他以为自己不在乎，可他终究还是把那硕大的照片板塞进行李箱，带着它到处飞行，拍那些愚蠢的照片。

真的不在乎么？

不是不想去爱，只是害怕伤害。

我们如同刺猬，靠得太近会互相刺伤。可若彼此分离，又会觉得寒冷。

空身独行，你是否可以承受这份生命之轻？

二十多年前，米兰昆德拉让他笔下的托马斯最终放弃了轻。他带着那个让他放弃云端日子的女子特丽莎来到乡下，养了条狗，过起平凡简单的生活。他没有孤独终老，他和特丽莎一起，双双死于车祸。

Walter Kirn远没昆德拉那么仁慈，当RYAN再一次在外宣传他那清空背包的理论时，他突然连自己都无法说服了。于是他欢欣鼓舞的放弃“轻”，想要回归大地，可终究，残酷的现实把他扔回了云端。

可此刻，在云端的他再无那份潇洒惬意，眼中，流露出落寞。

一千万英里的独自飞行，却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以《在云端》、《第九区》和《盗梦空间》为例

在研究19世纪的资本主义大都市巴黎时，本雅明曾重点分析了被法国人称为“波西米亚人”[1]的游荡者的形象，按照本雅明的解读，都市游荡者的一个主要特点就在于“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躁动中，并或多或少地过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生活”。[2]在都市中生存的作家、艺术家等自由职业者有许多就属于“游荡者”的范畴。事实上，自从资本主义大都市形成以来，游荡者的身影就从未消逝。在当下的资本主义后大都市空间和它们的电影文本里，依然充斥着游荡者的身影。

所谓“后大都市”（Postmetropolis），这一概念来自“都市研究”洛杉矶学派的领军人物索亚。按照索亚的观点，人类的都市生活大约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3]，随着历史迈入21世纪，发达资本主义的大都市开始呈现出许多全新的特征。都市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以前的社会关系、经济组织和稳定知识与专业都被抛入一种问题性危机和动荡中”[4]，面对新的情势，索亚坦言“不能有一个更好或更具体的术语来描述这种当前新兴的大都市空间，我就选择把它叫做‘后大都市’”[5]。无疑，属于大洛杉矶市一部分的当代美国电影生产基地好莱坞，正属于典型的后大都市，而在其生产的影像文本中，亦有不少主人公都置身于这种后大都市景观中，本文所分析的《在云端》、《第九区》和《盗梦空间》等片正是笔者所认为的典型代表。

必须指出的是，本文中所指的“美国”电影不能从狭义的民族电影概念来理解。这是因为“美国电影中的‘美国’从一开始就是模糊不清、歧义丛生的，这不仅因为好莱坞从来不把自己视为局限于美国本土的电影工业，而是势力渗透全球的娱乐帝国，更因为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着眼，‘美国’电影的版图是由来自全球的电影力量图绘而成的”。[6]例如本文中所例举的《第九区》，其主创人员和外景地都来自南非；而《盗梦空间》的导演和男主演也都是英国人，其中还有日本籍演员担任重要配角，但运作这些影片的资本力量仍主要源自好莱坞，而且它们都获得了美国主流电影业界的认可，被看作当代美国电影作品的代表文本而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因而本文是在一个广义的“泛美国”概念上称其为“美国”电影。

此外还必须明确的是，后大都市与其前身——由第三次都市革命所形成的大城市相比，还没有呈现出根本性的变化，“还没有迹象表明产生于第三次都市革命的现代性的大都市象征已被完全超越……后大都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现代和现代主义都市活动的过度成长或扩展，是局部性和不完全变体，始终印记着早期城市空间的痕迹。”[7]也就是说，后大都市与前一阶段的都市形态间尚存在着大量的共同点，所以，在进行本论题的考察时，我们完全可以从关于第三次都市革命时期的都市研究成果那里多有借鉴。

考察《在云端》、《第九区》和《造梦空间》这三部电影，我们不难发现：影片的主人公都属于典型的后大都市游荡者形象。以《盗梦空间》为例，在这个带有科幻色彩的故事里，除了“造梦师”这一职业外，整个故事几乎完全是现实主义的——从整部《盗梦空间》的场景选择上来看，大都属于当代的城市空间，即使在梦中也是如此。影片的男主角柯布带领着一个造梦师团队，在全世界寻找客户、执行任务，常常出没于各种危险的地域，出生入死、朝不保夕。柯布的工作十分类似于私家侦探或者雇佣军这类职业，他和他的小分队不属于任何跨国公司或者政府公营组织，行事也往往游走于法律和道德的边缘，显然，这就是一群不折不扣的当代后大都市游荡者。

《在云端》的男主角瑞恩初看起来与柯布有些不同，他似乎是一个成功的职场人士，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瑞恩已经获得了认可，并在经济地位上成功的跻身于中产阶级的行列。不过瑞恩的工作方式十分耐人寻味——在影片的前半段，他一直是独来独往的，当他接下一个工作任务后，瑞恩会带上自己的旅行箱开始自己的旅途，独自处理所有的工作，待大功告成后再回来向老板汇报。从这种工作方式上来看，瑞恩无疑带有浓厚的后大都市游荡者气质，他从不朝九晚五的在公司上班，没有工作搭档，跟家人长期不联系，在旅途中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在家中的时间——瑞恩甚至连一个像样的家都没有。

值得一提的是，瑞恩的这种工作方式正照应着后大都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改变——所谓的“后福特主义”转型[8]。事实上，后福特主义的兴起也是索亚所归纳的后大都市的诸多特点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按照索亚的总结，后大都市这个“由稠密的交易链网络所形成结晶体”常常被表述为是一个“‘后福特方式工业大都市’的城市空间”[9]。反观《在云端》中的瑞恩，他的工作是专门负责其他公司客户所委托的裁员事务，然后习惯性的单枪匹马经历长途的空中旅行后面对面的完成裁员程序，为他的客户甩掉棘手的人事包袱。这正属于典型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从影片来看，瑞恩所服务的公司一直在蓬勃发展，似乎也不言而喻的映照着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日益普及（并暗合着金融危机的时事背景）。如果说，柯布是自己选择了做一个后大都市游荡者的话，那么瑞恩则是由于身处后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中，让他即使在日常工作中也呈现出与后大都市游荡者基本相同的生活状态。在影片的结尾，瑞恩在机场放掉了拉着旅行箱的手，这可以被理解为瑞恩已经做出了离职的决定，而这也意味着瑞恩放弃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摇身一变为更加彻底的后大都市游荡者。

柯布和瑞恩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仅仅在一个城市里游荡，还穿行在不同的世界大都市中——柯布的身影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出现，瑞恩的足迹则被一个个不同的北美城市所串联起来，《在云端》中一个反复出现的镜头就是从云端俯拍的城市画面，然后叠化出不同的城市的名字。显然，这也是后大都市游荡者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第三次都市革命时期所造就的都市游荡者大多只在一个或相邻的几个都市内游荡，而后大都市的游荡者则将身影播撒在已经全球化了的后大都市空间中。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愈演愈烈，后大都市开始呈现出一种被称为“全球城市”（global city, world city）的样貌，可以说，一个个后大都市就是一个个全球城市，这些城市的边界正在“溢出”，这些城市之间日益紧密的联系越来越彰显了它们与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10]这一点在《盗梦空间》中体现得更加明显：片中民族国家的地理空间感被空前淡化，除了雪山和日本城堡等少数几个场景外，柯布甚至在梦中都穿行在不知位于哪一国度的后大都市街道上，而最后一场梦中梦的大戏则干脆被安排发生在正在越洋长途飞行的航班上。与此相照应的是，长途航班也成为《在云端》的主人公瑞恩的日常生活空间——这无疑预示着长途航班已经成为后大都市游荡者标志性的日常生存空间之一。

与《盗梦空间》相类似，除了那个收容外星人的“第9区”以外，《第九区》中的城市空间和人物塑造几乎也完全是现实主义的，影片的主人公维库斯则经历了从普通都市居民到游荡者痛苦的身份转变。维库斯一开始是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担负着对贫民窟式的外星人居住区域的管理工作，但是在感染了外星病毒以后，维库斯开始出现外星人的体征，随着身体的变化，维库斯不得不仓惶出逃，远离家人和朋友，此时的维库斯已经成为一个东躲西藏的人类都市中的游荡者。出逃后的维库斯与外星人发生了更紧密的接触，他渐渐对外星人的境遇产生了同情，到最后，维库斯不惜牺牲生命保护外星人父子，此时的他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处在一种反抗社会的躁动中”的波西米亚人了，而是彻底的站到了人类都市的对立面，成为一个暴力反抗城市的极端后大都市游荡者——一名游击队员。

游荡者身上也体现出都市人特有的心理机制。本雅明曾从巴黎街头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敏锐的描绘出了造就这一心理机制的独特体验：人们被人群簇拥着，大家互不相识，“在其中穿行便会给个体带来一系列惊恐与碰撞。在危险的十字路口，一系列神经紧张会像电流冲击一样急速地通过体内”。[11]这便是本雅明所称的都市人的“惊颤体验”（chockerfahrung）。惊颤体验造就了资本主义都市人的心理机制，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话来说，“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社会战争，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已经在这里公开宣告开始”。[12]

显然，惊颤体验一直延续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后大都市中并得到了强化，《盗梦空间》几乎就是对这种情形的一次影像阐释：当柯布带着女学徒进入梦境时，他们得时刻面对街头拥挤的人群，这些人群来去匆匆，互相漠视彼此的存在。按照影片的解释，这些人就是来自做梦者潜意识层面的“防御者”，这些防御者无疑带有根深蒂固的敌意，威胁着游荡者（造梦师）的安全——无疑，此时这里正在进行一场不见硝烟的街头战争。

惊颤体验还意味着游荡者拥有特殊的都会性格，这种“都会性格的心理基础包含在强烈刺激的紧张之中，这种紧张产生于内部和外部刺激快速而持续的变化”[13]，一旦这种刺激长期持续，难免使都市人变得空前厌世（世故）起来，“因为它激起神经长时间地处于最强烈的反应中，以致于到最后对什么都没有了反应”。[14]进入后大都市时代，都市人的厌世又处于全面紊乱的都市景观所造成的更加激烈、快速的刺激中，以致于呈现出被称为“神经衰弱”的症状，我们可以说，“神经衰弱是后大都市中生命体的一种心理症候”。[15]

《在云端》的主人公瑞恩就是一个明显的神经衰弱者，他所做的励志演说只能煽动别人但说服不了自己，他对身边的任何人和事几乎都提不起兴趣，只在乎自己能否积攒够长途飞行的旅程，成为航空公司的白金卡客户。直到经历过跟妹夫的一番长谈后，瑞恩才决心向心仪的女子求婚，无奈造化弄人，瑞恩最终也没能建立起自己的家。看来，瑞恩的神经衰弱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而《盗梦空间》的主人公柯布更是被强烈的思妻愧疚所纠缠，所谓的陀螺梦境其实也昭示着柯布对现实的拒斥——在思妻之情笼罩下的厌世。

《第九区》中的主人公维库斯一直为保卫自己和外星人而战，但片中有意插入了许多对都市居民的伪新闻采访镜头，无论认识维库斯与否，被访者都在麻木的谈论着自己对维库斯的看法。无疑，如果说维库斯是一个英勇反抗都市的游击队战士的话，那些被访者则是不折不扣的神经衰弱者——他们既不爱也不恨维库斯，他们就是看客，正在欣赏一出由媒体炮制的活剧，然后迅速的将他遗忘并寻找到下一个刺激点。

注释：
[1]对于这一概念国内有不同的译法，或译“浪荡游民”、“流浪汉”等。主要三个不同的中译本参见：《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2]（德）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王才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页
[3]索亚认为：第一次都市革命发生在约一万年前；第二次都市革命发生在约五千年前；第三次都市革命发生在工业革命时期；20世纪60年代都市危机发生以来，则被看作是都市发展的第四个阶段。参阅（美）索亚：《后大都市》，李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
[4]同[3]，第200页。
[5]同[3]，第145页。
[6]孙绍谊：《电影经纬——影像空间与文化全球主义》，第9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7]同[3]，第191~192页。
[8]“后福特主义意指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在其中，新的经济市场与经济文化原则上已经被建立在新型消费者基础上的信息技术手段所开启……后福特主义时代通常与更小型、更灵活的生产单位相关，这种生产单位能够分别满足更大范围以及各种类型的特定消费者的需求……这个概念所标识的中心过程包含：大工业或重工业的衰落，新兴的、小型的、更加灵活的、非中心化的劳动组织网络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全球性关系的出现……后福特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被认为是关于生活方式以及不同消费实践的多元政治的兴起。”陶东风：《福特主义与后福特主义》，载《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
[9]同[3]，第205页。
[10]同[6]，参阅第18～19页。
[11]同[2]，第135页。
[12]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04页。
[13]（德）齐奥尔特•西美尔：《时尚的哲学》，费勇等译，第186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
[14]同上，第190页。
[15]参阅同[3]，第196页

（刊载于《当代电影》2010年12月）

「想象一下你正背着一个包。我要你们想象一下，背带勒在肩膀上。感觉到了么？现在我想让你们把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塞到包里，从小件开始，比如书架里抽屉里的。小玩意，收藏品。感受这些东西的重量。然后开始收拾大件的，衣服，桌上电器…背包现在已经相当重了。接着收拾更大的，沙发，餐桌，车，房子也放进去。现在，试着走两步吧（笑）。现在要烧掉这个背包，你会拿什么出来呢？照片？那是是给记性不好的人准备的，事实上，烧掉所有东西，想象明天醒来什么都不必负担，很令人兴奋吧。」

「给你一个新背包，只是这次，我要你把它装满人。从泛泛之交开始，到朋友的朋友，再到公司的同事，再到那些你信任的愿意和他们分享你内心秘密的人，你的堂兄妹，你的姑姑阿姨，你的叔叔舅舅，你的兄弟，你的姐妹，你的父母。最后到了你的丈夫，你的老婆，你的男朋友，或是你的女朋友，你要把他们都装到那个背包里去。感受那个背包的重量。没错，你的人际关系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但是我们运动得越慢，死得越快。我们不是天鹅，我们是鲨鱼。」

请原谅我摘录了以上两段台词来凑字数，但我还是执意要这样做，因为电影正是围绕着这个“背包理论”而展开的，而这个理论也体现了主人公瑞恩的生活哲学：减法。若用两个字来概括他实践这种生活哲学的方式，那就是“拒绝”。事业上，他为解雇公司效力，帮助一些胆小鬼老板炒员工鱿鱼，帮助他人“拒绝”。而在生活中，他也不断做着减法，逃脱一切束缚，这主要体现在工作、爱情和亲情三方面。

在工作上，他极度抗拒与他人（女助手娜塔莉）合作。当公司提出网络解雇计划，他强烈反对，因为这样他就不能“周游列国”了，而要闷在办公室里敲打键盘，他讨厌停下来。

在爱情方面，他是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老大不小的年龄了，丝毫没有“找个人共度余生”“养儿防老”等等念头，他认为“所谓对真爱的理解都是随时间而改变的”。当他在威奇托遇到了令动心的女性亚历克斯时，也只是维持着不稳定的性伴侣的关系，丝毫没有考虑未来的意思。

在亲情方面，他一年“在云端”的时间300+天，在他的字典里，对“家庭”一词的解释是异于常识的。那里只有循环空气、人工照明、全自动果汁机、廉价寿司和千篇一律式的礼仪式问候：机场。而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对他来说是种负担，他甚至对亲妹的婚姻毫不关心（甚至连参加妹妹婚礼的具体时间都不知道），妹妹寄给他的那张结婚大纸牌（相对背包来说）也是显得如此的格格不入。他像个极端个人主义的隐士，要切断与所有人之间的羁绊。

他是如此的随意、潇洒、带点风趣幽默，恍如一个文艺范十足的流浪者，藐视着一切世俗规条。当然这也不是意味着他放弃了一切的“永恒”，他有个目标：收集1000万英里数。然而，随着他与亚历克斯感情的升温，他的这种不羁最终还是败给了内心的依恋，这使他开始反思婚姻的意义（在对婚礼中怯场的妹夫的劝说中产生了自我启发）。这正是影片的一个重大转接点。婚姻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双方买房一起生活，会有一两个孩子，然后是圣诞节、感恩节、春假…参加孩子的球赛，转眼他们要毕业了，然后孩子找工作，结婚。然后退休，脱发，发福，最后死去。一切都是走向死亡的过程，那有什么意义呢？没有意义，但这就是婚姻啊。在人生最珍贵的回忆，重要时刻，你愿意独自一人吗？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副驾驶员”。

最终，他放弃了在GoalQuest演讲他的“背包哲学”的机会，他最终抛弃了这种“减法哲学”。他奔向了芝加哥，亚历克斯的住处，去寻找他永恒的爱情。令他惊愕的是，她竟是一名有夫之妇，一直在做“拒绝”终于鼓起勇气要“接受”的瑞恩，在爱情-婚姻的道路上最后遭到了拒绝，对方只把他当做生活之外的调味剂。

他开始了解到，那些“负担”是安稳。或许我们都高喊过《猜火车》里的经典台词：「选择生命，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可恶的大彩电，选择洗衣机、汽车、雷射碟机，选择健康、低胆固醇和牙医保险，选择楼宇按揭，选择你的朋友，选择套装、便服和行李，选择分期付款和三件套西装，选择收看无聊的游戏节目，边看边吃零食……太多选择，你选择什么，我选择不选择。」到了最后，中二病减退，我们还是「选择生命选择工作选择职业选择家庭……选择了未来，选择了生命」。从推翻一切地激进到坦然接受地保守，这是生活的选择。

但是，命运似乎跟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在爱情上失意，女助手娜塔莉因为工作上受不了良心的责备（被她曾解雇过的一员因受不了打击而自杀了）离开了公司。网络解雇计划失败了，他又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途。生活又再恢复了从前，产生了强烈的讽刺效果。当他凑齐1000万英里数时，机长接见他，问他：“你来自哪里？”瑞恩回答：“我属于这里”。

跟影片一样，我引用主人公的内心独白作为结尾：
「今夜人们回家，迎接他们的是欢呼雀跃的小狗和孩子们，他们的爱人会嘘寒问暖然后安然入眠。夜幕低垂，斗转星移，有一束光格外耀眼，那是我的机翼划过的痕迹。」